受難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橫遭壓迫，這些人的存在必然會使那飽食終日的、醉生夢死的庸俗動物坐臥不安。 ——卡爾-馬克思
【本文是今年5月1日發行的《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0期的社論，如讀者有興趣訂閱《社會主義者》雜誌，可點擊此欄瞭解雜誌詳情或聯絡EMAIL: cwi.china@gmail】
從 4月3日起，直言不諱的世界知名「三流藝術家」（中國官方《環球時報》用語）艾未未已經「被當局失蹤」二周之久。北京的藝術家們為回應4月17日國際聲援 艾未未的「1001椅」活動（全球37座城市的二千餘名抗議者攜帶椅子在世界各地的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前靜坐抗議）而組織「週末曬太陽」活動，但在警方 「見一個抓一個」的打壓下終未成行。不過，繼香港街頭的抗議與聲援後，中國大陸的安徽省合肥市亦驚現噴塗的艾未未頭像，追查這些基層草根的象徵性反抗成為 了中國國保部門與「公安化」香港警員的首要任務。
艾未未案件昭示了什麼？
由於艾未未所具有的國際知名度（其本人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主賽場「鳥巢」的設計顧問，也是中國最著名的現代藝術家之一）和家庭背景（其父親艾青為毛澤東時代中國最著名的詩人之一，至今中國中小學生課本中仍然收錄著其父親所著的詩歌），人們一直認為當局正式拘捕他是「不可能的事情」。這成為了一輪新的正在逐步深化的鎮壓的標誌。任何人不管出於什麼原因而敢於發聲、批評和挑戰，當局都會對之發出一個明確資訊：你可能就是下一個！
雖然拘捕艾未未的政治動機是顯而易見的，但具體以何種罪名起訴他仍然是「未知的」。自他在北京機場被拘捕以來，當局一直在致力於構陷罪名以起訴他，現在最新的指責是「經濟犯罪」，可能涉及偷稅漏稅行為，迄今仍未提出任何正式指控。當然無論是否有確鑿的證據，當局總可通過對艾未未本人或相關人員進行濫刑、施加壓力、賄賂、構陷等手法最終製造出「合適的」罪名。
與此同時，國家機器所掌握的強大輿論工具開始單方面地大肆抹黑。諸如指責抄襲他人作品，聲稱2007年 艾未未安排1001名中國公民飛往德國參與藝術展的「1001椅」作品（4月17日國際聲援活動的靈感來自與此）抄襲了西安美院教授岳路平。但作為當事人 的岳路平教授公開發表聲明聲援艾未未，表示政府輿論工具沒有與他核實相關事件，不願他們盜用其名義進行抹黑攻擊。
同時媒體還因他的作品中包含裸體影像，指責艾未未傳播「色情淫穢思想」，或因為擁有私生子而觸犯「重婚罪」；但假如這些都是罪行的話，那麼難以計數的中國政府官員都是罪不可赦的現行犯。連作為政府輿論打手的《環球時報》的主編與主筆在輿論與線民的追問下，用「苟存於世，時事複雜，常感無奈無助」之類的話與官方立場拉開距離。
對艾未未的拘留甚至違反中國政府自己的法律規定。根據中國法律，艾未未家人應該立即收到他被拘留的正式通知。而且律師也未能與他會面。更進一步的是艾未未工作室從合作者到普通會計與採購人員，有九人先後被警方帶走詢問，其中包括艾未未家人委託的律師劉曉原。
如果案件涉及「國家安全」，警方可以拒絕律師會面，但這仍然不適用艾未未的案件。而觸犯「國家安全」在中國是個包羅萬象可以隨意主觀認定的罪名，甚至包括2008年四川大地震時，因劣質「豆腐渣」學校建築而死亡兒童的人數與真實資訊。2009年艾未未就此問題自己組織數百網友進行獨立調查，為此他遭到了四 川當地警官的野蠻毆打。
不過這種拘留在中國並不少見——通過長期拘留和剝奪與家人和律師的接觸，以此來「擊垮」被拘留者而獲得其「坦白」。而不尋常的是在於對如此知名人士濫用這種刑訊方式。正如許多評論家所說的，逮捕這樣著名的人物如果沒有政府高層的首肯是不可想像的。這也戳穿了中共 政權兇殘的本質，儘管其領導人一直企圖表現為更遵守規則。在國際上，我們聽到了來自美國、法國和其他一些所謂「民主」國家政府的抗議，但鑒於這些國家經濟日益依賴中國和赤裸裸的階級利益，不太可能走得更遠。必要的抗議必須來自底層——來自世界各地的工人、學生和其他對此關注的普通民眾。
顯然，中國國家機器龐大的安全力量和豺狗般的官方媒體，可以事無巨細地對艾未未查個底掉以網羅罪名。但人們同樣知悉，僅僅就在艾未未被拘捕的三天前，還有政府官員拜訪他，並提出讓他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以換取合作。艾未未顯然拒絕了這一提議，而這一決定可能決定他的命運。如果他繼續堅持他的挑戰，他很可能會受到荒唐的審判和構陷的罪名而遭到長期監禁。這是「中國式宗教裁判所」（其方法與宗教裁判並沒有很大不同）的本質。在艾未未的案件上，中共當局已經走過頭而無法再回頭——因為它不能承受退讓，這將導致嚴重損害其面子。
「被幸福下的」春寒料峭
古羅馬史學家塔西佗曾說過，「當你能夠想你願意想的東西，並且能夠把你所想的東西說出來的時候，這是非常幸福的時候。」但是這種幸福顯然並不適合當下「被幸福的」中國和中國人。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北京當局開始了自1989年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一輪政治打壓和拘捕浪潮。截至目前，遭北京當局刑拘或「被失蹤」的異議人士 和維權人士有確鑿姓名者已經超過六十人，全國「被喝茶問話」的人數三百餘人。而且，此輪打壓的特點是「無差別、大規模、殺傷性」。
無論政治立場是右派民運還是左派社會主義者乃至毛派改良派，無論是未成年學生還是花甲老人、無論是健康的正常人還是重病纏身的殘疾人士、無論是昂昂丈夫還是弱質女子、無論是政治異議還是上訪維權。只要在「有關部門」的眼中是「別有用心的不穩定因素」，就一律「強力維穩」。親美的要抓，反美的也要抓；支持私有化的要抓，反對私有化的也要抓，要搞資本主義的右派要抓，要搞社會主義的左派也要抓。
在去年重判《08憲章》起草人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黑手」劉曉波十一年徒刑之後，春節後更將劉賢斌這樣「死不悔改的八九民運餘孽」（劉賢斌自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的二十二年中，三次被判入獄，在監獄外的時間加起來不足六年）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再次重判十年。與此同時，如「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和「中國馬列毛主義工人黨」這樣的地下毛派組織成員遭到當局秘密逮捕和監禁，部分人員關押時間長達一年半以上，迄今未開始正式審理。
一方面，在北京身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兒童家長的趙連海， 只是因組織受害兒童家長集體維權，並幫助被強姦安徽女訪民李蕊蕊申訴，就被官方以「尋釁滋事罪」判處二年半有期徒刑。即使在廣大輿論壓力和港澳政治人物的聲援下獲得保外就醫，但仍然處在官方十數人日夜嚴密監視下。另一方面，在西安，毛派維權律師趙東民則因為組織當地國有破產企業的數百名下崗退休工人，向本地工會反映索賠拖欠工資、退休金和醫療費，被當局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一審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並搞得家破妻亡。後因國內外左翼與工運維權分子的壓力， 二審改判為三年徒刑三年緩刑，雖得以回家侍奉病父，卻還要時時向本地公安部門報導。與此同時，托洛茨基主義者，如《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支持者們也遭到了當 局的打壓和威脅。本雜誌長期關鍵的撰稿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英文編輯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自2009年以來也因中國官方指控他對國家安全有潛在威脅，在持有合法簽證的情況下被拒絕入境，而迄今官方拒絕對此決定做出任何解釋。
二個多月來，網路上由一些海外中國青年和民運分子複製中東革命而發起的「茉莉花革命」，雖然在中國內地民眾中並無多少實際的回應，但暴力機關卻以此為籍口， 大量刑拘、軟禁、監視居住民運右派，並以「避免社會撕裂引發內亂」為理由恐嚇這些以資產階級市場化改良為目標的民運維權人士要「顧全大局」。恐怕這也是為什麼近日來，處於壓力之下的趙連海和新近釋放的江天勇等人一方面憤慨於當局的「亂捕亂抓」，一方面又一再呼籲要「和平理性」。與此同時，當局對於左翼力量包括托派和毛派在內的左派，則採取「悄悄進村，定點消除」的非常規作法。在長期以廣場紅歌會而著名的河南洛陽，當地警員為了消弭毛派分子不安定因素和阻止不符合上意的紅歌會。不僅勞教處理了當地活躍分子，甚至盜竊搶走紅歌會儲存在私人家中的音響以絕後患。
鎮壓對於眾多異議人士產生巨大打擊，尤其是那些自由主義者和《08憲章》的支持者。他們一直幻想冀望於中共當局會自己逐步推動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但是正如社會主義者和本雜誌長期以來所主張的，只有群眾性革命運動，尤其是得到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參與，才可能終結專制統治。
自從三十多年前中共當局走上資本主義復辟道路 以來，特別是在1989年鎮壓民主運動的槍聲之後，「獨裁鎮壓之血」加上「野蠻資本之蜜」終於培育出極右專制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曼荼羅之花」。以一黨官僚集團專制統治瘋狂地推行貪婪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專制。雖然中國維持了近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但是經濟發展是以犧牲數億底層勞動者血汗、資源和環境為代價， 成果並沒有普惠性地為工人階級所分享，反受盤剝重重，而大資產階級獨享大部利益，製造出驚人的貧富懸殊。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1%的中國人口控制著 41.4%的社會財富，與此同時中國日均生活費用低於1.25美元的人口僅次於印度仍有2億多人。舊有的雖然不平等和欠豐裕的普惠性的社會保障，如住房、 教育和醫療等轉而成為壓在廣大工農底層乃至部分中產基層肩上的「新三座大山」。群眾既失去了史達林主義的「偽平等」，卻也沒有贏得資本主義的「假民主」。
經濟現實與政治意識形態間出現了令人瞠目結舌的錯亂與矛盾，——即「資本主義做得，而說不得；社會主義說得，而做不得。」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今年召開人大會議期間聲嘶力竭地宣佈中國「不搞私有化」，當局同時以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打擊右翼民運人士。但現實中，中國以美元計算的億萬富翁數量穩居世界第二位， 這數千名著名的或隱形的億萬富翁，或本身就是紅色權貴太子黨，或與黨國高官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雖然國家名義上仍是「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但是《國際歌》和馬克思主義已成官方獨家壟斷的禁臠，名義上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成為了實際上的弱勢群體，憲法規定的經濟主義的公有制經濟比重遠遠落後於私有制經濟。
今天中共官僚當局在拋棄了舊的專制計劃經濟的同時，也拋棄名義上殘存無幾的政治理想和意識形態合法性。庸碌無能、貪婪卑鄙的專制統治集團以暴力鎮壓明確昭示，他們只需要俯首貼耳與乖乖聽命供其驅使的奴才。
根據官方資料，中國30年來非法外逃官員超過4000人，抽逃資金4000億元；而預測「裸官」（配偶和子女在海外定居、學習與工作，只有本人單獨留在國 內）的總人數超過118萬。假如不是因為對於未來的恐懼，一個國家的統治集團和社會精英為何會如此惶惶不可終日要逃離「幸福的和諧盛世」。因為，他們深知在社會衝突和階級矛盾如此尖銳的中國，社會猶如蓄勢已久即將爆發的火山；而為了維持統治，他們除了暴力與恐嚇的手段已經一無所有。
憤怒的地火在熊熊燃燒
鎮壓與恐慌是一對天然孿生子，越是草木皆兵，越是外戾內色。在最近這一輪的打壓中，取消了官方原定4月中旬舉行的共青團和政協支持已籌辦大半年的北京十六所大學學生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辯論會，取消了4月份由商業集團贊助的北京市區大學生長跑賽，取消了五月舉行的北京第八屆中國紀錄片節，並封閉眾多甚至非關政治的網站。就連前期在南京發生的數百群眾「集體散步」反對砍伐百年樹木的普通環保事件。也被地方當局定為「與境外敵對勢力勾結」，要追查其背後的黑手。
但是，對民眾不加區別的暴力恐嚇只是揚湯止沸，反給統治集團自身製造出更多的敵人，創造出今天「神州滿街皆是敵」的局面。中國的群體性事件數量1990年代末一年不足萬起，2010年已經達到27萬起，而且群體事件越來越趨向「規模化、激烈化、持久化和組織化」。
如近日在中國最大城市的上海，不過一周時間，就連續出現兩起涉及數千群眾的群體事件，由於政府的暴力工具城管肆意毆傷市民，導致數千市民騷亂與警方發生沖突；而在上海港區內數千集裝箱貨車司機因為抗議通脹導致油價飛漲和官僚政府與壟斷資本濫收費用，而發動大罷工已經持續3天，雖數十人被警方逮捕，但也迫使政府妥協，取得階段性勝利。
現實與歷史就是如此具有嘲諷意義，八十四年前的1927年，同樣在三、四月間春天的上海，當時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率領80萬上海工人階級發動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第一次工人階級在中國憑自己的力量成功推翻了專制而腐敗的軍閥政府。而今天，這個暮氣沉沉仍然盜用「共產黨」名義的專制官僚集團，卻早已站到工人階級和歷史的對面，動用其暴力機器對工人階級的抗爭進行無恥而兇殘的鎮壓。
當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指責群眾為「群氓、民智未開、沒有現代公民素質」的時候，卻似乎很少有人肯反省一下，為何他們如此激烈地「宣傳自由民主」，群眾卻反應寥寥。是的，中國人民當然需要民主。就如上海的工人階級通過激烈抗爭以爭取自己的權益，這就是民主的真諦。「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是被中國人民所珍視的。它不應是一種僅僅由少數學生和知識份子所執有的觀念。」（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鄧小平時代》）
社會性的革命 才是民主的真正保證。革命從來不是少數人的事，更不是幾個菁英份子的英雄義舉或暗室密謀的結果。革命是眾多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共同地有意識參與的一個不間斷的社會發展過程。歷史事實已經顯露無遺，沒有革命與群眾的壓力，沒有一場改良能得以實現。改良，真正的改良，從來只是宏大革命的副產品。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 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狄更斯《雙城記》）
那麼，什麼是我們的任務?
馬克思：「至於要前進，那末只有拋棄這個世界的基礎，我們的任務是要揭露舊世界，並為建立一個新世界而積極工作。」
從 4月3日起，直言不諱的世界知名「三流藝術家」（中國官方《環球時報》用語）艾未未已經「被當局失蹤」二周之久。北京的藝術家們為回應4月17日國際聲援 艾未未的「1001椅」活動（全球37座城市的二千餘名抗議者攜帶椅子在世界各地的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前靜坐抗議）而組織「週末曬太陽」活動，但在警方 「見一個抓一個」的打壓下終未成行。不過，繼香港街頭的抗議與聲援後，中國大陸的安徽省合肥市亦驚現噴塗的艾未未頭像，追查這些基層草根的象徵性反抗成為 了中國國保部門與「公安化」香港警員的首要任務。
艾未未案件昭示了什麼？
由於艾未未所具有的國際知名度（其本人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主賽場「鳥巢」的設計顧問，也是中國最著名的現代藝術家之一）和家庭背景（其父親艾青為毛澤東時代中國最著名的詩人之一，至今中國中小學生課本中仍然收錄著其父親所著的詩歌），人們一直認為當局正式拘捕他是「不可能的事情」。這成為了一輪新的正在逐步深化的鎮壓的標誌。任何人不管出於什麼原因而敢於發聲、批評和挑戰，當局都會對之發出一個明確資訊：你可能就是下一個！
雖然拘捕艾未未的政治動機是顯而易見的，但具體以何種罪名起訴他仍然是「未知的」。自他在北京機場被拘捕以來，當局一直在致力於構陷罪名以起訴他，現在最新的指責是「經濟犯罪」，可能涉及偷稅漏稅行為，迄今仍未提出任何正式指控。當然無論是否有確鑿的證據，當局總可通過對艾未未本人或相關人員進行濫刑、施加壓力、賄賂、構陷等手法最終製造出「合適的」罪名。
與此同時，國家機器所掌握的強大輿論工具開始單方面地大肆抹黑。諸如指責抄襲他人作品，聲稱2007年 艾未未安排1001名中國公民飛往德國參與藝術展的「1001椅」作品（4月17日國際聲援活動的靈感來自與此）抄襲了西安美院教授岳路平。但作為當事人 的岳路平教授公開發表聲明聲援艾未未，表示政府輿論工具沒有與他核實相關事件，不願他們盜用其名義進行抹黑攻擊。
同時媒體還因他的作品中包含裸體影像，指責艾未未傳播「色情淫穢思想」，或因為擁有私生子而觸犯「重婚罪」；但假如這些都是罪行的話，那麼難以計數的中國政府官員都是罪不可赦的現行犯。連作為政府輿論打手的《環球時報》的主編與主筆在輿論與線民的追問下，用「苟存於世，時事複雜，常感無奈無助」之類的話與官方立場拉開距離。
對艾未未的拘留甚至違反中國政府自己的法律規定。根據中國法律，艾未未家人應該立即收到他被拘留的正式通知。而且律師也未能與他會面。更進一步的是艾未未工作室從合作者到普通會計與採購人員，有九人先後被警方帶走詢問，其中包括艾未未家人委託的律師劉曉原。
如果案件涉及「國家安全」，警方可以拒絕律師會面，但這仍然不適用艾未未的案件。而觸犯「國家安全」在中國是個包羅萬象可以隨意主觀認定的罪名，甚至包括2008年四川大地震時，因劣質「豆腐渣」學校建築而死亡兒童的人數與真實資訊。2009年艾未未就此問題自己組織數百網友進行獨立調查，為此他遭到了四 川當地警官的野蠻毆打。
不過這種拘留在中國並不少見——通過長期拘留和剝奪與家人和律師的接觸，以此來「擊垮」被拘留者而獲得其「坦白」。而不尋常的是在於對如此知名人士濫用這種刑訊方式。正如許多評論家所說的，逮捕這樣著名的人物如果沒有政府高層的首肯是不可想像的。這也戳穿了中共 政權兇殘的本質，儘管其領導人一直企圖表現為更遵守規則。在國際上，我們聽到了來自美國、法國和其他一些所謂「民主」國家政府的抗議，但鑒於這些國家經濟日益依賴中國和赤裸裸的階級利益，不太可能走得更遠。必要的抗議必須來自底層——來自世界各地的工人、學生和其他對此關注的普通民眾。
顯然，中國國家機器龐大的安全力量和豺狗般的官方媒體，可以事無巨細地對艾未未查個底掉以網羅罪名。但人們同樣知悉，僅僅就在艾未未被拘捕的三天前，還有政府官員拜訪他，並提出讓他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以換取合作。艾未未顯然拒絕了這一提議，而這一決定可能決定他的命運。如果他繼續堅持他的挑戰，他很可能會受到荒唐的審判和構陷的罪名而遭到長期監禁。這是「中國式宗教裁判所」（其方法與宗教裁判並沒有很大不同）的本質。在艾未未的案件上，中共當局已經走過頭而無法再回頭——因為它不能承受退讓，這將導致嚴重損害其面子。
「被幸福下的」春寒料峭
古羅馬史學家塔西佗曾說過，「當你能夠想你願意想的東西，並且能夠把你所想的東西說出來的時候，這是非常幸福的時候。」但是這種幸福顯然並不適合當下「被幸福的」中國和中國人。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北京當局開始了自1989年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一輪政治打壓和拘捕浪潮。截至目前，遭北京當局刑拘或「被失蹤」的異議人士 和維權人士有確鑿姓名者已經超過六十人，全國「被喝茶問話」的人數三百餘人。而且，此輪打壓的特點是「無差別、大規模、殺傷性」。
無論政治立場是右派民運還是左派社會主義者乃至毛派改良派，無論是未成年學生還是花甲老人、無論是健康的正常人還是重病纏身的殘疾人士、無論是昂昂丈夫還是弱質女子、無論是政治異議還是上訪維權。只要在「有關部門」的眼中是「別有用心的不穩定因素」，就一律「強力維穩」。親美的要抓，反美的也要抓；支持私有化的要抓，反對私有化的也要抓，要搞資本主義的右派要抓，要搞社會主義的左派也要抓。
在去年重判《08憲章》起草人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黑手」劉曉波十一年徒刑之後，春節後更將劉賢斌這樣「死不悔改的八九民運餘孽」（劉賢斌自1989年民主運動以來的二十二年中，三次被判入獄，在監獄外的時間加起來不足六年）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再次重判十年。與此同時，如「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和「中國馬列毛主義工人黨」這樣的地下毛派組織成員遭到當局秘密逮捕和監禁，部分人員關押時間長達一年半以上，迄今未開始正式審理。
一方面，在北京身為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兒童家長的趙連海， 只是因組織受害兒童家長集體維權，並幫助被強姦安徽女訪民李蕊蕊申訴，就被官方以「尋釁滋事罪」判處二年半有期徒刑。即使在廣大輿論壓力和港澳政治人物的聲援下獲得保外就醫，但仍然處在官方十數人日夜嚴密監視下。另一方面，在西安，毛派維權律師趙東民則因為組織當地國有破產企業的數百名下崗退休工人，向本地工會反映索賠拖欠工資、退休金和醫療費，被當局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一審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並搞得家破妻亡。後因國內外左翼與工運維權分子的壓力， 二審改判為三年徒刑三年緩刑，雖得以回家侍奉病父，卻還要時時向本地公安部門報導。與此同時，托洛茨基主義者，如《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支持者們也遭到了當 局的打壓和威脅。本雜誌長期關鍵的撰稿人，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英文編輯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自2009年以來也因中國官方指控他對國家安全有潛在威脅，在持有合法簽證的情況下被拒絕入境，而迄今官方拒絕對此決定做出任何解釋。
二個多月來，網路上由一些海外中國青年和民運分子複製中東革命而發起的「茉莉花革命」，雖然在中國內地民眾中並無多少實際的回應，但暴力機關卻以此為籍口， 大量刑拘、軟禁、監視居住民運右派，並以「避免社會撕裂引發內亂」為理由恐嚇這些以資產階級市場化改良為目標的民運維權人士要「顧全大局」。恐怕這也是為什麼近日來，處於壓力之下的趙連海和新近釋放的江天勇等人一方面憤慨於當局的「亂捕亂抓」，一方面又一再呼籲要「和平理性」。與此同時，當局對於左翼力量包括托派和毛派在內的左派，則採取「悄悄進村，定點消除」的非常規作法。在長期以廣場紅歌會而著名的河南洛陽，當地警員為了消弭毛派分子不安定因素和阻止不符合上意的紅歌會。不僅勞教處理了當地活躍分子，甚至盜竊搶走紅歌會儲存在私人家中的音響以絕後患。
鎮壓對於眾多異議人士產生巨大打擊，尤其是那些自由主義者和《08憲章》的支持者。他們一直幻想冀望於中共當局會自己逐步推動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但是正如社會主義者和本雜誌長期以來所主張的，只有群眾性革命運動，尤其是得到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參與，才可能終結專制統治。
自從三十多年前中共當局走上資本主義復辟道路 以來，特別是在1989年鎮壓民主運動的槍聲之後，「獨裁鎮壓之血」加上「野蠻資本之蜜」終於培育出極右專制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曼荼羅之花」。以一黨官僚集團專制統治瘋狂地推行貪婪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專制。雖然中國維持了近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但是經濟發展是以犧牲數億底層勞動者血汗、資源和環境為代價， 成果並沒有普惠性地為工人階級所分享，反受盤剝重重，而大資產階級獨享大部利益，製造出驚人的貧富懸殊。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1%的中國人口控制著 41.4%的社會財富，與此同時中國日均生活費用低於1.25美元的人口僅次於印度仍有2億多人。舊有的雖然不平等和欠豐裕的普惠性的社會保障，如住房、 教育和醫療等轉而成為壓在廣大工農底層乃至部分中產基層肩上的「新三座大山」。群眾既失去了史達林主義的「偽平等」，卻也沒有贏得資本主義的「假民主」。
經濟現實與政治意識形態間出現了令人瞠目結舌的錯亂與矛盾，——即「資本主義做得，而說不得；社會主義說得，而做不得。」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今年召開人大會議期間聲嘶力竭地宣佈中國「不搞私有化」，當局同時以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打擊右翼民運人士。但現實中，中國以美元計算的億萬富翁數量穩居世界第二位， 這數千名著名的或隱形的億萬富翁，或本身就是紅色權貴太子黨，或與黨國高官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雖然國家名義上仍是「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但是《國際歌》和馬克思主義已成官方獨家壟斷的禁臠，名義上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成為了實際上的弱勢群體，憲法規定的經濟主義的公有制經濟比重遠遠落後於私有制經濟。
今天中共官僚當局在拋棄了舊的專制計劃經濟的同時，也拋棄名義上殘存無幾的政治理想和意識形態合法性。庸碌無能、貪婪卑鄙的專制統治集團以暴力鎮壓明確昭示，他們只需要俯首貼耳與乖乖聽命供其驅使的奴才。
根據官方資料，中國30年來非法外逃官員超過4000人，抽逃資金4000億元；而預測「裸官」（配偶和子女在海外定居、學習與工作，只有本人單獨留在國 內）的總人數超過118萬。假如不是因為對於未來的恐懼，一個國家的統治集團和社會精英為何會如此惶惶不可終日要逃離「幸福的和諧盛世」。因為，他們深知在社會衝突和階級矛盾如此尖銳的中國，社會猶如蓄勢已久即將爆發的火山；而為了維持統治，他們除了暴力與恐嚇的手段已經一無所有。
憤怒的地火在熊熊燃燒
鎮壓與恐慌是一對天然孿生子，越是草木皆兵，越是外戾內色。在最近這一輪的打壓中，取消了官方原定4月中旬舉行的共青團和政協支持已籌辦大半年的北京十六所大學學生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辯論會，取消了4月份由商業集團贊助的北京市區大學生長跑賽，取消了五月舉行的北京第八屆中國紀錄片節，並封閉眾多甚至非關政治的網站。就連前期在南京發生的數百群眾「集體散步」反對砍伐百年樹木的普通環保事件。也被地方當局定為「與境外敵對勢力勾結」，要追查其背後的黑手。
但是，對民眾不加區別的暴力恐嚇只是揚湯止沸，反給統治集團自身製造出更多的敵人，創造出今天「神州滿街皆是敵」的局面。中國的群體性事件數量1990年代末一年不足萬起，2010年已經達到27萬起，而且群體事件越來越趨向「規模化、激烈化、持久化和組織化」。
如近日在中國最大城市的上海，不過一周時間，就連續出現兩起涉及數千群眾的群體事件，由於政府的暴力工具城管肆意毆傷市民，導致數千市民騷亂與警方發生沖突；而在上海港區內數千集裝箱貨車司機因為抗議通脹導致油價飛漲和官僚政府與壟斷資本濫收費用，而發動大罷工已經持續3天，雖數十人被警方逮捕，但也迫使政府妥協，取得階段性勝利。
現實與歷史就是如此具有嘲諷意義，八十四年前的1927年，同樣在三、四月間春天的上海，當時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率領80萬上海工人階級發動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第一次工人階級在中國憑自己的力量成功推翻了專制而腐敗的軍閥政府。而今天，這個暮氣沉沉仍然盜用「共產黨」名義的專制官僚集團，卻早已站到工人階級和歷史的對面，動用其暴力機器對工人階級的抗爭進行無恥而兇殘的鎮壓。
當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指責群眾為「群氓、民智未開、沒有現代公民素質」的時候，卻似乎很少有人肯反省一下，為何他們如此激烈地「宣傳自由民主」，群眾卻反應寥寥。是的，中國人民當然需要民主。就如上海的工人階級通過激烈抗爭以爭取自己的權益，這就是民主的真諦。「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是被中國人民所珍視的。它不應是一種僅僅由少數學生和知識份子所執有的觀念。」（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鄧小平時代》）
社會性的革命 才是民主的真正保證。革命從來不是少數人的事，更不是幾個菁英份子的英雄義舉或暗室密謀的結果。革命是眾多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共同地有意識參與的一個不間斷的社會發展過程。歷史事實已經顯露無遺，沒有革命與群眾的壓力，沒有一場改良能得以實現。改良，真正的改良，從來只是宏大革命的副產品。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是智慧的年頭， 那是愚昧的年頭；那是信仰的時期，那是懷疑的時期；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全都在直奔天堂，我們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狄更斯《雙城記》）
那麼，什麼是我們的任務?
馬克思：「至於要前進，那末只有拋棄這個世界的基礎，我們的任務是要揭露舊世界，並為建立一個新世界而積極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