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六個城市發生數千農牧民和學生的抗議遊行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在本報導編寫之時，看起來中國統治當局已經成功地平息在內蒙古持續一周之久的街頭抗議浪潮。而實現這一點，一方面是依靠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在整個地區實行戒嚴，另一方面又是依靠當局代表，尤其是內蒙古自治區的黨委會書記“小胡”胡春華，一些靈巧的政治“手法”所實現的。他的言論至少在表面上滿足了一些示威者 的要求。胡春華是國家主席胡錦濤所代表的“團派”的後起之秀。由於5月10日和15日錫林浩特地區分別發生了兩起蒙古族農牧民被當地煤礦雇員殺害的案件， 導致了這一政治危機的爆發；而胡春華自危機爆發後表現可是說是胡錦濤所宣傳的如何通過“社會管理”以化解潛在社會熱點的經典教科書式的案例。
自治區政府下令——臨時性地——關閉了一些煤礦，並推行新一輪的政府巡查。而且錫林浩特當地的一名資深地方官員在抗議活動發生不久後就已被解職，同時政府做 出含糊的承諾保證“提升”對受威脅的草原保護——而這是以家庭綿羊和山羊放牧為生產方式的蒙古族少數民族民眾的傳統棲息地。
總部在北京的政府喉舌《環球時報》也反映了這一“胡蘿蔔加大棒”的方法，稱抗議是經濟性的，而非是是政治性的；雖然它沒有列出具體內容，但表示一些抗議者的要求是“合理的”，並且稱當地政府因予以回應。
蒙古族人口占本地區2000萬人口中的400萬，在邊界另外一側獨立的蒙古國則有另外200萬蒙古族。
而現在需要測試的是政府是否有能力兌現自己的諾言。在這一點上，社會主義者絕不信任中共專制政權，或像《環球時報》這類官方媒體的鱷魚的眼淚。過去的經驗已經表明，儘管當局希望避免社會衝突，但是由於黨國自身的內部結構決定了其縱橫交錯的金錢利益關係，而這只會推動社會衝突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在地方政府一級 上，一旦“危機”已被解除立即更是如此。在內蒙古的問題是煤炭企業不受控制和貪婪攫取資源的欲望（當地總共有350多個公司），目前內蒙古是中國這一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市場中最大的煤炭生產區域。
由“小胡”胡春華和他所在的“團派”所的代表的路線是相對鎮壓力度較小的一翼，這次通過在內蒙古地區大規模呈現武裝力量，但政府表示“傾聽民眾”的姿態所表現出來。數以千計的武裝員警甚至正規部隊被部署在主要城市的街道和將學生強行限制在校園裡—— 在整個危機期間有效地將校舍變成監獄。網路聊天工具和微博被遮罩。因此，當局在社會管理方面上，目前仍然是一個“小胡蘿蔔和大棒”的政策。
盡管有嚴重的鎮壓，但是在一、兩所大學中仍然存在較小的孤立抗議活動；而且即使戒嚴已經生效，但上週二省會呼和浩特仍然出現群眾試圖上街遊行的情況。這對於一黨專制當局是一個不祥之兆——在這片廣闊的“自治區域”（比法國、西班牙和葡萄牙三國的總面積還大）在過去的三十年還未見到過如此的政治不穩定。
大膽的抗議
考慮到公然挑戰中國國家機器的危險性，尤其是目前正處於20年來最嚴重的打壓中，所以蒙古族青年抗議所表現出的膽略和組織天賦令人印象深刻。5月23日錫林浩特市發生第一次街頭示威，隨後蔓延到至少其他六個城市，包括省會呼和浩特；數千初中、高中、職業院校和大學的學生參與了運動。當地一名政府官員在強調政府不會被推翻的同時，也承認面臨著“非常大的挑戰”。
這些抗議活動的導火索是5月10日蒙古族牧民莫日根遭到殺害，他是本地反對在傳統遊牧去進行煤炭開採的抗議運動的領導人。他慘死在運煤卡車的輪子之下，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刻意為之而且具有種族主義背景，（他的屍體被拖行了150米）。這成為了內蒙古的新地主——採礦利益集團——和傳統的蒙古草原上的遊牧生活方式之間的衝突。露天礦山開採的擴建正摧毀放牧的牲畜和摧毀蒙古族農民傳統經濟生存方式。五月正是羊羔產仔的季節，而運煤卡車經過放牧地雷鳴般的聲音會導致母羊流產，這個當地社會最貧窮的階層牧民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因此蒙古牧民集合起來試圖阻止運煤車隊的經過。在第一起死亡事件的五天後，又有第二個牧民在與煤礦公司員工之間的衝突中被打死。
這成為牧民走上街頭進行抗議的火花，之後蒙古族大中學生迅速地加入示威遊行。這個運動的主要口號是“保衛我們的家園，捍衛我們的權利”。學生和其他示威者因 為當局試圖通過賠償而收買莫日根的家屬沉默不“搗亂”而表示憤怒。這種做法——賄賂和威脅——是公安局面對這種情況通常採取的做法。而示威活動的另一個訴求就是要為莫日根樹立紀念碑，現在他已經被視為一個烈士。
中國當局一直處於對發生抗議活動的焦慮中，而且尤其是因為這一事件臨近敏感的六四周年紀念（1989年的北京大屠殺）。5月30日（週一）政治局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以討論如何加強“社會管理”—— 這一官方口號首先來源於國家主席胡錦濤今年早些時候的講話，希望防患未然以防止公眾不滿的爆發。今年的公眾安全維穩經費預算已經達到了驚人的 6244.00億元（950億美元），比去年上升13.8個百分點；甚至比中國的軍事開支6011.000億元（915億美元）的更高。
快速經濟增長——但誰在獲利？
內蒙古爆發的大規模青少年抗議活動對中共政權和大多數評論家而言，都是出人意料的。這是因為內蒙古一直被視為“模範自治區”，一方面是因為煤礦開採快速推動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是因為它代表的“民族和諧”——在蒙古族和漢族之間關係，至少對北京當局而言是如此。
但該地區也面臨著與其他地區所相當類似的失去控制的工業擴張混合效果，令人震驚的環境惡化，大規模徵用土地和不利於少數民族的經濟政策（由於財富總是從窮人轉移到富人手裡，所以這有利於來自占主導地位民族的資本家和官員）。
全省在最近幾年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省一級的GDP去年增長了16.9%，內蒙古超越陝西成為中國最大的煤炭生產區。但這是一個狂躁和無計畫的產業擴張， 帶來巨大的環境和社會成本。就人均GDP而言，如今處於內蒙古煤炭熱潮中的中心城市鄂爾多斯甚至比北京更富裕。但它也以“鬼城”而世界文明，利用煤炭經濟 擴展帶來的現金“投資”導致當地出現數以萬計空置的住房。而其周邊城市康巴什有足夠安置100萬人的新建住房，但據說當地只有約3萬居民——僅夠勉強坐滿城市新建的體育場！
同時，蒙古族和許多漢族農民和工人感到越來越不滿，因為他們被經濟發展所擠壓。
環境破壞——需要清潔能源
中國對於煤炭的渴求是毀滅性的，因為現在中國的能源70%是來自於煤炭。社會主義者主張民主規劃這將使得有可能大規模改用清潔能源。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了世界領先的風力發電渦輪機和設備的主要生產商，而這在五年前幾乎沒有。但是，中國現存的風力發電能力沒有辦法連接到電網，因此浪費了大部分。同樣，太陽能發 電產業的大規模擴張，近年來卻沒有對中國不可持續的能源模式（它實際上已經惡化了對煤炭的依賴，因為大多數的太陽能電池用於出口，留在中國生產是會給環境 帶來破懷和和生產領域開採煤方面更昂貴的煤氣帳單）。
經濟片面依賴煤炭，這催生了當前用的瘋狂人們進入內蒙古和其他產煤地區，還要求根據相應在其他領域方面的龐大而昂貴的，如鐵路投資（其中在中國所有列車中的四分之一有煤），道路、橋樑等，當其中有些專案是必要的時候並帶來正面的好處，許多卻是浪費和不必要的，如果能建議一套計劃經濟方式，則應該把人民的需要放在中心位置。
但輕率的地方政府則一直希望建設更多、更大、更快，以吸引投資（和公司們提供給他們的豐厚賄賂），而這也提出了品質和安全的重大問題。建築材料和建築公司無法跟上目前的需求，導致用劣質的“豆腐渣”建築材料替代和回避相關的法律法規。在大規模和空前的腐敗的“潤滑劑”運作下，這個混亂的圖片代表著“發展”。難怪許多青年，甚至一些親政府的知識份子，為當局的“GDP暴政”說話。一個社會主義政府將在所有城市側重于廣泛、安全和“綠色環保”的公共交通系統和社會公共住房——用於出租而不是購買。這將優先考慮在民主規劃和控制的基礎上重組能源行業。它將取消形象工程，會給當地社區組織和工人組織針對會造成嚴重環境問題的新開工專案一票否決權。
內蒙古有著世界上遭受荒漠化最嚴重的草原，戈壁沙漠以每年2.4%的速度在擴張中。這是由諸多全球性和本地的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如不可持續的耕作方法，過度放牧，投資不足和浪費的灌溉系統，砍伐森林，和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煤炭需求而帶來的加劇的氣候變化。許 多環境失誤之一是以保護牲畜為理由全面滅絕了當地的狼群。這是姜戎所寫的著名暢銷書《狼圖騰》所涵蓋的主題。狼的滅亡導致了兔子的大量增殖，這反過來又對當地草原造成巨大破壞。
近年來，自治區政府計畫將25萬遊牧民從草原上搬走，為了保護該地區的生態系統這是必須的。但是由於自上而下的不 民主的辦法，這一政策在蒙古族民眾中很不得人心，因為他們擔心被進一步邊緣化。許多放牧的家庭已變得越來越窮，根據一些人均收入計算標準，內蒙古蒙古族的 人均收入甚至已經低於傳統上更落後的蒙古國的牧民收入。
組織技巧
內蒙古抗議運動提供了一個案例以探討今天特別是青年如何在面對中國當局更強硬的鎮壓。據報導，據報導，示威者在最後一分鐘進行組織以智取勝當局。一旦示威場地被選中，則通過口首相傳，在進入抗議的場地前在附近的商店和其他建築物預先集結。
“他們運作是是非常，非常的秘密；因此當局根本沒有辦法知道，”一位姓王的評論家說道。 “他們不把相關資訊放到互聯網上，直到已經相當多的人已經到達[抗議現場。]”
“他們還會在最後一分鐘改變安排，”他說。“他們會說，今天我們要到政府大樓去，那麼他們就會集中在電視臺，然後步行到政府大樓。”
這些步驟即興而令人印象深刻。但要鞏固和保持這一抗議運動的經驗——尤其是政治經驗——需要認真組織，而不是依靠鬆散或零星小組。社會主義者呼籲建立由成員民主控制的工人政黨和獨立工會。
蒙古民族主義情緒
民族問題內蒙古和在中國其他少數民族地區一樣是一個重要問題。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即蒙古族示威者並沒有強調這是一場民族運動，而是強調是這是貧窮的農牧社區反對粗暴和違法的商業企業。看起來出於本能，似乎很多示威者都瞭解他們需要贏得漢族鄰里的支援。而且該地區不同於西藏和新疆存在隔離的社區。在內蒙古跨民族婚姻是相當常見的。
這些抗議似乎也贏得當地漢族群眾的同情，因為政府事實上對當地所有的學校不分蒙古族和漢族學生都實施了外出限制。而且，就中國線民的反響而言，眾多瞭解到相關抗議活動的線民（漢族占其中的絕大多數）都表示了對內蒙古抗議活動的支持，並將之與半年前在浙江發生的轟動全國的“錢雲會案”相提並論（錢雲會為浙江溫州樂清市蒲圻鎮寨橋村的村委會主任，為爭取本村村民權益和反對地方政府非法征地屢次上訪被監禁，2010年12月25日在一場疑點重重的交通事故中被撞身亡），所以線民也將內蒙古發生的衝突稱為“內蒙錢雲會案”。
在今年遭到革命影響的巴林和其他阿拉伯國家，執政當局的精英們有意識地挑起族群分裂以分化和挫敗群眾。而中國當局在這一階段仍然避免這種做法，他們長期以來恐懼少數民族地區的不穩定。而這正是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別在西藏和新疆進行殘酷鎮壓後帶來的局面，在那裡北京當局的統治正面臨著日益升高的統治成本和不確定性。
由於這個原因，內蒙古官方媒體淡化這一事件的“民族”特徵。《環球時報》也說，將內蒙古的抗議活動與過去三年在西藏和新疆所發生的事件進行比較是“不恰當的”。
“社會衝突在整個中國和少數民族地區的迅速增加並沒有什麼例外。這些事件不應有誇大或過度解讀，”它評論道。但當局的行動——侵略性的商業擴張、官商勾結的腐敗和貧富差距擴大——不可避免地加劇社會緊張局勢，也包括族群間的緊張關係。只有所有族群的工人與貧苦農民聯合鬥爭反對資本主義，爭取民主權利和社會主義替代選擇，才能為社會提供共同前進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