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亂：是誰毀掉了英國？

八月的爆炸性事件揭示了階級社會的危機

薩拉-薩克斯-埃爾德里奇（Sarah Sachs-Eldridge），社會主義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首發於社會主義黨月刊《今日社會主義》（Socialism Today）雜誌

*中文翻譯首發於《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2期，如欲訂購《社會主義者》雜誌請EMAIL: shehuizhuyizhe@gmail.com（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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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週四）警方在倫敦托特納姆街頭槍殺馬克-杜根（Mark Duggan）。警方濫殺的暴行如火花一樣在倫敦北部引發一場怒火——並迅速蔓延到整座城市和整個英國——造成整整一代人以來最嚴重的社會騷亂。薩拉-薩克斯-埃爾德里奇（Sarah Sachs-Eldridge）著重分析了引發八月份這七天騷亂事件背後的問題，以回應建制派當局政客故作姿態的道德偽善：到底是誰毀掉了英國？

八月份的爆炸性事件暴露了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巨大的貧富差距、痼疾難除的種族主義，以及肆無忌憚削減公共支出帶來的影響，特別是在消防服務和青年社區服務方面的削減所帶來的惡果。這反映了階級社會正深陷危機之中，除了少數富有者，社會中的所有人都在苦苦煎熬，並在平靜的表面下蘊含著巨大憤怒，隨時可能爆發出來。

潰敗始於養尊處優和腐敗的百萬富翁政府和超級富豪。當數以百萬的工人和中產階層正在不斷增加的食品和燃料帳單與萎縮的收入間苦苦掙扎時，英國最富有的1000人已總共積累了3960億英鎊（約合187506億台幣）的財富。這些錢等於財相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810億英鎊（約合38353億台幣）公共支出削減的近五倍。但保守黨與自由民主黨聯合政府就像他們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同夥一樣，意圖讓工人階級家庭和社區承擔巨額的赤字成本，而這些赤字都是由於救助大銀行等資本家所造成的。

英國《今日社會主義》雜誌(Socialism Today)第151期封面

七月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政府的統治精英們離開去度暑假時，他們已經面臨聚集起的風暴烏雲。梅鐸案醜聞暴露了警方與大企業的腐敗。這一醜聞通過首相卡梅隆的朋友和工作人員，前《世界新聞報》的編輯利百加-布魯克斯（Rebekah Brooks）和卡梅倫的另一個「朋友」和前雇員安迪-庫爾森（Andy Coulson）而直接聯繫到首相本人身上。

騷亂街頭火災熊熊燃燒和憤怒失控的人群的圖片使全國充滿震驚與恐懼，整整一代人都未曾見過如此規模和激烈的社會動盪。但是，這些事件並不是不可預知的。七月中旬，許多報紙都在談論不滿的夏天。但沒有人會想像到在年輕人中爆發這樣一場突如其來而快速傳播的憤怒，而通常情況下，他們對於公眾主流而言是視若無物的。

這些事件在世界的各個角落被評頭論足。很多人猜測會對2012年的奧運會產生影響，而奧運會舉辦地恰恰就是這些憤怒爆發的區域。對該地區大多數的青年而言，奧運會既沒有帶來就業機會，也沒有帶來參加與運動的機會；在他們的生活中無論是獲得（高昂的奧運會）門票還是保證銀行帳戶沒有赤字都是需要辛苦努力而苦苦求索不得的。

最初騷亂的火花是8月4日（星期五）倫敦北部托特納姆員警槍殺馬克-杜根和隨後警方獨立投訴監察委員會對事態的蓄意掩蓋。在接下來的星期六，數百人在托特納姆警察局外舉行抗議活動，但他們要求正義的訴求被忽視了。憤懣開始蔓延。建築物被燒毀，商店被洗劫一空。

在哈克尼（倫敦的貧民區），8月8日警方挑釁性和侵略性的截停搜查行為引爆憤怒。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些複雜的事件反映了諸多現實問題。在不同的區域，憤怒爆發所表現的特點各有不同。在曼徹斯特和伯明罕，市中心是重點問題區域。在倫敦，主要是那些發生大規模逮捕的地區。英國《衛報》（Guardian）對從法庭獲取的司法部資料進行分析駁斥了保守黨就業與養老保障大臣施志安（Ian Duncan Smith）的說法，他聲稱主要是「外來人」和「有組織犯罪團夥」應該受到指責。保守黨試圖將所有捲入其中的人視為罪犯，從而掩蓋工人階級的青年中蘊含的出離憤怒。

事實是社會遍地烽煙，矛盾一觸即發。整整一代人的未來被洗劫一空，尤其是年輕的黑人被像罪犯一樣對待；同時對枉死於警方手中的無辜者越來越多的現象也感到憤怒，這才導致英國各地憤怒的騷亂如野火般迅速爆發。在過去十餘年有超過300人枉死於警方手中，而沒有一名警官被起訴。臭名昭著的《嫌犯截停搜身法案》（‘Sus’law – Stop and search law）是引發1981年布里克斯頓（Brixton）騷亂的重要緣由。

而今天，根據《1994年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案》，黑人比白人被員警截停搜查的可能性要高26倍。在1999年麥克弗森(Sir William Macpherson)針對斯蒂芬-勞倫斯(Stephen Lawrence)謀殺案進行的調查報告（1999 Macpherson Inquiry）中證實了警方存在制度化種族主義歧視，而今天警方的行為更進一步說明了警方的無能。2010年，英國48%的年輕黑人失業，而白人青年失業率為20%。

被（社會）當作廢物而拋棄

儘管種族主義在最初騷亂爆發時是一個因素，但這不是八月份騷亂爆發的主要問題。現場拍攝的影片顯示站出來對抗員警的不僅是黑人，白人和亞裔青年也參與其中，青年因為貧窮而生活在無望中，被警方糾纏和壓迫更使他們感到自己要挑戰這些條件。《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引述一名克羅伊登（Croydon—倫敦南部區鎮）的年輕人說：「我們想去哪裡？無論我們去哪裡都要受人擺佈。」他繼續說：「如果‘他們告訴我能去哪裡，而我可以和我夥計們去那裡一起玩樂，而沒有保姆一樣的人在旁邊整天盯著，我會去那裡。」而現在其中許多年輕人正面臨牢獄之災。

在這場憤怒爆發中，失業是一個關鍵因素。《衛報》的分析支持了這一點：在24小時運作的特別法庭中遭到指控的人中只有不到9%在全職工作或學習的。八月的失業數字急劇增加，婦女失業率已經達到柴契爾時代的水準。七月份平均每天有1200人加入領取失業救濟金的行列。對於青少年而言，前景是毀滅性的：100萬人沒有工作，10萬人長期失業達兩年以上，16歲到17歲的年輕人中有36.7%處於失業中。社會將這些年輕人當作一無是處的廢物而遺棄。

再考慮到僅有的教育維持津貼（EMA）遭到剝奪，這份微薄的須經入息審查的補助一周至多只有30英鎊（約合360元人民幣），但至少讓許多16到18歲的年輕人能得以繼續接受教育。由英國全國學生聯合會在2008年進行的一份調查發現，大約有三分之二津貼（EMA）受援人如果失去津貼將無法繼續求學。而保守黨與自民黨聯合政府提供的極為不足的替代補貼純屬裝點門面。

八月份同時也是高中學生統一高等考試（A-level）成績放榜的時候，今年考試成績再創紀錄。但由於大規模削減公共支出，（當局的）犯罪行為使在最後一輪入學席位「清倉補缺」階段，25萬青少年爭奪剩下的4萬入學名額。大學教育越來越遠離普通階層的子弟，而成為富有階層的專享品，在校的幾年時間內學生的平均債務就超過5萬英鎊（約合237萬台幣）大關。

而在平價超市阿爾迪（Aldi）和泰斯克（Tesco）搶劫嬰兒尿布和食品更是反映了深層次的貧困。在托特納姆的布羅沃特農莊社區（Broadwater Farm Estate）管理一家足球俱樂部的青年工人克勞斯福德-斯特林（Clasford Stirling）指出，一些年輕人「甚至懶得遮上臉，他們並不是試圖搶劫銀行，而是去電器連鎖店Currys，他們偷運動鞋，他們可憐到冒著坐牢的風險去偷平面電視。」

這些狀況並沒有什麼新鮮。通常情況下蘊積在工人階級社區的焦慮無處發洩，會導致濫用毒品和犯罪率提高的現象。

被劫持者的反擊

而在社會光譜的另一端，保守黨要員們從他們奢華的假期中回來，希望利用八月份所爆發的騷亂作為籍口而鎮壓抗議和加緊推動對工人階級的打擊。他們希望利用「毀掉英國」的指責而永久地破壞反對削減公共開支的鬥爭。建制派政客們的格言就是「絕不要白白浪費一場嚴重的危機」，甚至要變本加厲地利用它。

盡管奧斯本日益可憐地做著冠冕堂皇的保證，但經濟前景不容樂觀。由於削減開支打擊到普通民生，所以對保守黨/自由民主黨殘酷削減支出的方案和政府經濟政策的信心都在下降中。8月4日-5日，為《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 Times）進行的信心調查的（YouGov Survey）的資料顯示，35%的受訪者對政府的經濟戰略的信心較二月份更低。而超過四分之一的回答沒有任何變化，他們對政府的戰略從來沒有任何信心。

諷刺的是，最初政府中沒有一位高官站出來對英國的街頭暴發的憤怒進行評論。而副首相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是第一位為此中途放棄假期的大臣，但內政大臣德蕾莎-梅（Theresa May）8月8日的言論代表了政府的路線，「沒有任何藉口可以為謀財害命、搶劫或暴力做辯護。」當她如念經般地重複時，電視新聞裡正播放著哈克尼和克羅伊登永無止境肆虐的大火。

而梅的言論還得到了所謂工黨左翼議員黛安-雅培（Diane Abbot）的回應，她直接要求宵禁，而絲毫不嘗試解釋這一狀況可能導致的憤怒和引發街頭的騷亂。野蠻的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政府削減公共開支使數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加之此前出現的工資停滯和公共服務私有化，都成為引發騷亂的潛在因素。

但沒有什麼理由可以悲劇性地剝奪六個人的生命，以及摧毀他人的住房和賴以為生的店鋪。導致六個人死亡的破壞性行為必須受到譴責。同樣導致百餘人無家可歸，和28個鎮中心的商店、酒吧、俱樂部和餐廳遭到破壞的行為也要受到譴責。地方議會應該重新安置受害者，而政府應立即補償小業主。

卡梅倫在議會休會期間被迫第二次召集臨時會議，正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所說的，「（卡梅倫）仍就是他‘破碎的社會’的老生常談，毫無新意」。他談到「社會不僅是破碎了，而且明確是病了，」以及騷亂的起因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為」。「我們用安全警力還擊時，還必須進行相應的社會反擊」，他事實上盜用了反對削減公共支出的活動者的話語。

支持鎮壓？

現在的問題是：保守黨是否會成功地劫持「反擊」，使社會整體上反對勞動人民，尤其是那些最受排除和特別邊緣化的。從長遠來看，答案是否定的。這是一個基礎相對薄弱，不受歡迎的政府，面臨著經濟災難。

但廣泛的恐懼和震驚預示一種不安全感。希望藉著這股浪潮，保守黨提出諸多鎮壓措施，包括使用水炮。當卡梅倫一邊高談反對暴力時，一邊他則偽善的建議使用「橡皮子彈」對付「暴亂」。自從1969年橡皮子彈在北愛爾蘭被用來作為「威懾」手段以來，還未在英國使用過。當時的北愛爾蘭，17人被殺害，其中包括8名兒童。

休-奧德（Hugh Orde）是員警協會會長（ACPO），在此問題上與保守黨發生衝突。他撰文指出，水炮是「無用的」，」除了用來對付「靜態人群」目標。在英國最近發生的事件與埃及今年早些時候發生的事情一樣沒有組織政治行動，當時他們面臨著水炮、催淚彈和子彈。而右翼政客任意利用「暴亂」標籤。去年十二月，劉易舍姆東區（Lewisham East）的工黨議員海蒂-亞歷山大（Heidi Alexander）將在劉易舍姆鎮由工會和地方社區活動分子組織的反對地方政府削減2000萬英鎊的抗議活動視為暴亂，而且工黨領導的鎮議會為此還叫來了防暴員警。

從短期來看，保守黨可能會發現贏得一些強硬派的支持：有216，180人簽署了網路請願書「要求所有被定罪參與倫敦暴亂的人」應該失去所有福利待遇。但另一方面，其中有不到一半的人參與了3月26日反對削減工作、社會服務和福利的遊行，有三分之一的人參與了6月30日的集體罷工行動反對削減公共部門的養老金。

政府對電子請願書網站回應解釋，它計畫如何提升其現有對福利待遇的打擊，如考慮「是否對所有接收非監禁刑罰的個人進一步進行福利待遇方面的制裁」和「增加罰款金額，並可以從社會福利中扣除。」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政府已經剝奪了數十萬人的住房補貼和和殘疾補助，這將導致無家可歸和螺旋式惡性貧困的數量大幅提升。

他們已經同意採取「集體懲罰」，將任何家中有被指控參與「與騷亂有關的罪行」的人的家庭驅逐。在倫敦西南部旺茲沃思（Wandsworth）保守黨控制的議會已經向一名只有18歲被指控暴力擾亂社會秩序和試圖竊取電子產品的人的母親發了驅逐通知。

正如YouGov在8月10日進行的一份調查顯示，90%的英國成年人支持使用水炮，78%支持使用催淚彈，三分之一的人同意警方能使用塑膠子彈來對付暴徒。然而，由於保守黨極不受歡迎，所以在這個階段，其在民意測驗中沒有明顯的支持率上升。Two Sun / YouGov兩家分別在8月8日-9日和8月17日-18日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保守黨的支援率仍然只僵持在36%上。

並不明確的削減

保守黨和自民黨的政客們如敢直接走上街頭，憤怒將直接針對他們。克萊格在伯明罕遭到噓聲和質問。當負責提供就業諮詢服務Connexions被關閉時，倫敦市長伯里斯-詹森（Boris Johnson）無法回答年輕人該如何獲得極為重要的尋找工作的支援。

僅僅在暴亂後的十四天內，人們已經開始日益關注數千名被捕者所遭遇的重判。雖然保守黨否認自己干預司法審判，但嚴刑重判被廣泛看作是政治反應，涉及財產損失的犯罪遭到特別嚴重的懲罰。兩名青年人計畫在本地鎮中心組織的暴亂並沒有成功，他們在Facebook上的呼籲沒有得到一個人的回應，但因此他們遭到了監禁四年的處罰。這和針對強姦罪的定罪判刑相類似，甚至和一件涉及一千萬英鎊海洛毒品買賣網路中部分被告的刑期相當。社會主義黨呼籲組織一個民主運作的聽證會對涉及暴亂的行為進行調查，該聽證會的代表應該由工會和社區組織選舉的代表組成，同時也需要設定如何對犯罪行為進行處理，並保留對已判決的審判刑期進行回顧的權利。

在執政當局的政治聯盟中一直以來存在不同意見的分歧，即使在兩黨內部也是如此。當保守黨拼命敲擊「法律和秩序」之鼓時，他們堅持也要繼續進行針對警方的開支削減。但詹森在他的腦海一直在考慮倫敦明年的選舉，他對英國國家廣播電臺（BBC）電臺第四台的今日節目表示：「現在不是考慮大幅削減員警人數的時機。」

工人階級社區的居民由於員警缺乏保護他們的社區和維持生計的方式而感到沮喪。即使是年輕人也表達無奈地說，當他們需要保護和說明的時候，並不能獲得提供相應的「服務」。根本上，警方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並為其利益而行動。群眾中有廣泛地對這個角色的憎恨。我們需要民主控制員警，經由當地群眾和工會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對其進行控制。

儘管克萊格整體上與保守黨保持相同的路線，但一些自由民主黨人對重判嚴刑和驅逐家庭的措施表示不滿。而保守黨看起來沒有受到他們合作夥伴的影響，不為所動。他們知道，就象街頭遊走的流浪狗一樣，自由民主黨過於四分五裂以至無法考慮組織換屆選舉，因此他們沒有辦法只好閉嘴。

克萊格建議組織會談以瞭解為什麼會爆發騷亂，當《獨立報》（The Independent）詢問保守黨右翼對此如何反應的時候，一位保守黨的大臣回應說：「哦，只要他們知道暴徒將可能毀掉他們的私人財產，他們就根本不介意。」

拍攝哈克尼大火的短片中，雅培問：「誰來給這些社區的人工作？」這就是在她的哈克尼選區很多人問的問題，在這裡只有500空缺職位，而有超過11.000人 求職。但她的問題也總結了政府的路線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問題歸咎於失業、工人階級家庭和個人，而不是百萬富翁組成的保守黨和自民黨政府和他們所代表的富翁與權貴們。

卡梅隆奢談在「明確目標」下用「火箭助推似」的方式以「扭轉全國最困難的12萬個家庭的生活」。這和他的另一個宏大想法「大社會」一樣，都是為削減國家提供公共服務做辯護，而每個家庭都應該為自己提供福利和面臨的遭遇承擔後果。他贊同他的宗師柴契爾夫人曾經臭名昭著地聲稱，「沒有社會這種東西，只是個人和家庭」。

施志安談到在早年經濟幹預期進行投資。但保守黨與自民黨政府取消了新生嬰兒（父母）的稅收減免，懷孕期的健康補貼，並削減兒童早期教育的補助(Sure Start)。他們所謂願意幫助貧困和弱勢家庭純屬謊言和偽善。相反，他們對一代青少年犯下了罪行，而且史無前例地將眾多青年關進了擁擠的「犯罪大學」監獄之中。

資本主義價值觀 

看來並不算是諷刺，卡梅隆在《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上的文章寫：「我們社會中存在深層次問題已經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並在不斷增長：責任感缺乏，越來越自私自利，越來越多的人將個人權利置於其他一切之前」。而這些恰恰是他所捍衛的資本主義社會所推崇和尊重的本質。

只需從托特納姆警署步行幾分鐘就到了位於白鹿巷的托特納姆熱刺足球俱樂部的場地。現任俱樂部經理哈利-雷德克納普（Harry Redknapp，此前是朴茨茅斯（Portsmouth）足球俱樂部的經理），同時也是一家房產公司派爾夫蘭特開發公司（Pierfront Development）的董事。目前朴茨茅斯輪候公屋的申請人有2，553人，但該公司被允許無視法律，包攬朴茨茅斯當地所有房屋發展計畫，包括相對廉價的社會住房。而派爾夫蘭特開發公司則只用承擔約定承建數量的公屋所需的四分之一資金。即使是自由民主黨的市議員將之稱為「將利潤置於人們的生活之前」。而這不過是一家普通小公司在小範圍內所做的，落葉知秋，由此及彼可想而知那些主要的大公司每日的所作所為。

即使如《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彼得-奧巴涅（Peter Oborne）等右翼評論家也紛紛譴責包括糜費公款國會議員在內的超級富豪們「幾乎普遍的自私和貪婪文化」。但他仍然重提「昔日的好時光」，說「最近二十年裡，英國統治精英的管治標準發生可怕的下降。」事實上，依靠奴隸制積累財富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一個殘酷而血腥的制度，其所始終依靠的私有制本身導致財富集聚在少數人手中，而廣大的多數人口遭到剝削。彼得-奧巴涅所談到就是今天的年輕人一生所經歷的，持續長達數十年的新自由主義。

「貪婪即善」成為了座右銘。為了實現利潤，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完善服務、工作和公用事業全部被私有化，導致大規模的削減公共開支、不穩定和物價飛漲。而工人階級所能獲得的財富份額因為對富人的讓稅而被大幅削減，名義工資增長停滯，而工會權利遭到侵害攻擊。

超級富豪們不僅掠奪工人工資和公共資源，他們因為投資無利可圖而囤積財富。並沒有履行他們擴大再生產和提供就業崗位的角色；當考慮到由於削減開支導致消費減少和市場疲軟時，資本家則購買黃金，這是唯一能確保他們財富保值的選擇。

正如卡爾馬克思首先解釋，資本主義是一個無序混亂的制度。在英國，有250萬人沒有工作，而據估計，600億英鎊（約合7200億港元）的資金白白堆積在英國銀行中「等待新業務投資」，無法投資的原因是因為「信心不強」。

群眾性公民不服從

騷亂雖然是抗議行動混亂和早期的表達，但並沒有能改變這個世界。一些左翼力量，如社會主義工人黨（SWP），在文字和口頭上宣稱搶劫是「貧苦的勞動人民」進行的一個「深重的政治行為」（《社會主義工人》（Socialist Worker，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黨報，8月13日）。即搶劫者是「剝奪剝奪者」，並能有效地重新分配財富。這是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嘲弄，社會主義需要通過群眾性的工人階級鬥爭，從而能取代資本主義制度，在這樣一個社會中社會資源是工人階級民主地擁有和控制，有計劃地使用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

不幸的是，由於眾多群眾性社會民主黨派和許多工會領導人在過去二十年中思想大規模地向右轉變，馬克思的思想變得不再廣為人知，尤其是布萊爾時代的第二代和柴契爾夫人時代的第三代，今天的年輕一代更是如此。最近的爆炸事件表明絕望和缺乏對勞動人民潛在力量的認識，我們不僅要對現有條件表達不滿，更重要的是改變它們，包括推翻這個政府。

眾多參與反對員警和搶劫商店的青年人在20世紀90年代初反人頭稅強大的鬥爭中尚未出生。社會主義黨的前身工黨內的戰鬥派（Militant）當時牢牢紮根於群眾中而組織「抗命惡法」的運動。根據遭人憎恨和極不公平的人頭稅制度的規定，每個成年人都必須繳納一樣的費用，這是對勞動人民的集體性懲罰。眾多群眾根本負擔不起這筆稅收。不過，在成功挫敗1984-1985年英勇的礦工罷工後，柴契爾本以為她可以再次得手，對整個工人階級為所欲為，用暴力威脅殘酷鎮壓，將任何拒絕付稅的人投入監獄。但她的挑釁所引發的運動最終使她被剝奪了執政權。

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有人宣稱，在群眾反人頭稅運動接近尾聲時，1990年3月在倫敦爆發的騷亂是勝利的關鍵。警方不分青紅皂白地向示威人群全面攻擊引發了這場暴力衝突。但事實上，運動勝利的關鍵是從地方、區域和全國層面通過民主方式苦心經營組織的反人頭稅聯盟，因為反人頭稅聯盟使抗稅拒付運動的信心逐步加強。這使收稅法案成為一紙空文。雖然收人頭稅成為了法例，但在數年後也終被廢除。

反人頭稅運動的一個方面就是組織「反法警破壞隊」，當時並無推特（Twitter）或手機，通過建立固定電話網絡來保護遭到柴契爾夫人的爪牙威脅的拒納稅家庭，她的主要爪牙就是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法警和蘇格蘭的地區警長。這種有組織的社區防衛是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負責，這也為社區自衛提供有用的模式。

大問題 

2006年，卡梅隆說：「瞭解其背景，追究其原因，和因果關係。這並不等於原諒犯罪，但會幫助我們解決問題。」不用說，這種方法早被忽略。喜劇演員羅素-布蘭德（Russell Brand）令人驚訝地明智地指出：「我記得卡梅隆說，‘要擁抱街頭不良青年’，但我還沒有看到他這麼做過，為什麼他自己不做？因為街頭不良青年不投票，他們已經意識到這毫無意義，無論是誰當選，都不過是不同色調的「我們正眼都不看你一眼」黨而已。

工人階級自己的政治呼聲缺位是反削減開支運動的弱點，而這些事件進一步強調了這一點。托特納姆選區的工黨國會議員大衛-拉米（David Lammy）在騷亂之後就一直在當地四處巡遊，但無論是他還是他政黨都無法提供真正取代保守黨和自民黨聯合政府的選擇。工黨副領袖哈里特-哈曼（Harriet Harman）對削減青少年的教育維持津貼（EMA）曾略有抱怨，如詹森，也曾抱怨對警方投入的減少。但是根本上，新工黨無論如何支持大規模削減公共開支。新工黨的上一任財相——阿里斯泰爾-達林（Alistair Dairling）在大選前所做的承諾，其削減開支的幅度甚至比柴契爾的時代更大。因此，建設一個新工人政黨顯然是當前的緊迫任務。

在網站publicfinances.co.uk上有一篇分析八月事件背後諸多因素的文章頗有意義。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文章結尾提出問題：「最大的問題是，現在往何處去？」而該文的作者是自稱「劉易舍姆地區居民」的希瑟-韋克菲爾德（Heather Wakefield）。韋克菲爾德也是英國最大的公共服務工會尤尼遜（Unison）政府部門支部的負責人，她代表著尤尼遜（Unison）工會140萬會員中的70萬人。為什麼她自己不能給這個「大問題」提供一個答案呢？憤怒與騷亂進一步爆發的外部條件依然存在，而工會運動必須對此有一個明確的響應，而不只是消極的評論。

從某些方面來看，八月份的騷亂事件可以看作是青年第二次向總工會的領導層「呼籲」要求支持。在2010年11月到12月間，數以千計的中學生和大學生走上街頭抗議削減教育開支。這些青年人打破了所謂必須削減公共開支的社會共識，激勵了數以百萬計的人支持他們。但他們面對殘酷的妖魔化和員警鎮壓，包括大規模逮捕和封鎖。在長達九小時的員警封鎖中，年輕的學生被凍得瑟瑟發抖，學生們苦苦追問，工會在哪裡？！為什麼他們不出來支持並加入了示威？

社會主義黨當時呼籲總工會在耶誕節前組織一次群眾遊行，為憤怒的青年提供一個表達自己憤怒的管道，並將之與更廣泛的反對削減公共開支的鬥爭相聯繫起來。但這場遊行足足推遲了五個月，直到3月26日才姍姍來遲。之後就是夏季的到來。一系列削減開支的政策接踵而至，——尤其是針對青少年的社會服務和教育維持津貼（EMA）等——但在三月份的示威遊行之後，總工會仍然沒有組織任何跟進的活動。

工會必須深入到年輕人中——工人、學生和失業青年。需要一個能將他們團結在周圍進行鬥爭的綱領。青年為就業而抗爭運動（Youth Fight for Jobs Campaign - YFJ）的訴求得到了六個全國性工會的支持，這應該對於青年鬥爭非常有吸引力：重新恢復並擴大青年社會服務，國有化銀行，使用資金創造就業機會，政府在舊公屋翻新和提供廉價公屋方面大規模投入資金，反對削減社會福利和終結青年高失業率。這些必須與捍衛青年的運動相結合，反對嚴刑重判大肆鎮壓。

並不是每一個青年都能在這場運動中立即贏得一些東西。這也並不意味著就不會再出現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個人主義和其他有害的思想。事實上，在缺乏提供替代選擇的情況下，在生活條件日益惡化的背景下，這些反動思想反而可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得到滋養而發展，而個人主義、虛無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傾向更可能得到發展，但它們恰恰會傷害勞動人民整體，而並不能真正推進鬥爭。

塔里克-亞罕（Tariq Jahan）是伯明罕被殺青年中一人的父親（伯明罕三名亞裔青年在騷亂晚被人用車撞死），他因為呼籲社區團結和反對種族主義反彈而受到廣泛稱讚。五千人出席了當地反種族衝突的悼念集會，因為當地人深知種族衝突的代價。但是，不僅僅是要防止社會的破裂，更要呼籲工人階級的團結和有組織的鬥爭，通過建立一場群眾性運動從那些最卑劣的搶劫犯手中奪回這個社會。正是他們，這些資產階級，正在毀掉這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