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舊不變的不民主，前所未有的不平等
文森特‧科洛（Vincent Kolo），中國勞工論壇
七月一日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十五週年，一場大型的反政府示威將會上演。自2003年以後，七一遊行已經變成年度大事，上年有超過二十萬人參與。僅此就可以顯示，北京中央政府在1997年從英國奪回香港「特別行政區」後，中港兩地關係是如何緊張。
梁振英就任當日，將要接受今年七一遊行的怒火洗禮。梁振英(C.Y.)是一個具專制傾向的資產階級政客，被懷疑是中國執政黨中國「共產黨」黨員，而正如很多其他社會精英一樣他否認黨員身分。中共的統治並不在香港正式地存在，而是暗室操作。
中共在香港不受人民歡迎，尤其是年青人。如果中共在香港作為合法政黨存在，將不可能擁有像在中國大陸那樣的政治壟斷。而且更有力的公眾監督、不利中央的民意調查和選舉失利會損害中共威信，令其在香港以至香港以外的地方的認受性成疑。
自 由派作者和評論員陸恭蕙（Christine Loh）委婉地形容香港的制度為「不民主的資本主義」。香港雖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但政府不由人民選舉產生，而經諮詢香港的億萬富翁後，由中共獨裁政 權欽點的。中共保留了英國政府留下來的不民主統治制度，而只作了很少改變。
中央政府及其本地代理人以拖延戰術、偽「政改」等花招來應對一 浪接一浪群眾要求一人一票普選的示威訴求。操控香港經濟的資本富豪和集團毫不隱瞞地反對加速民主化，並爭辯說這會導致「福利主義」和減低競爭力（即是利 潤）。民主進程停滯不前是反政府情緒的其中一個主因，而房屋問題、極端貧富懸殊和官商勾結等因素則將不滿提高到沸點。
即使香港有著不民主的政制，卻經常被右翼智庫列作世界「最自由經濟體」。例如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有關連）經常將香港放在「最自由經濟體」名單之首，而最近英國在這名單中則名列第十四，德國則排第二十六。
極端貧富懸殊
但 根據聯合國所指，香港是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已發展經濟體。據幾份調查指出，香港同樣有全世界最難負擔的房屋。房價自2008年後期至今已漲價82%，原因是 受廉價美元和美國的超低息（香港的息口因貨幣掛勾而跟隨美國）所刺激，加上遊資從大陸湧入，以尋求投機獲利，並逃避北京的資本控制，帶動樓價上漲。自 2008年開始內地人佔據了香港物業成交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與其他差不多規模的城市相比，香港出產了更多百萬富翁，但投入相對少得多的錢 在福利、教育和津貼上。據估計有30萬老人，其中多數是女性，需要靠在街頭拾紙板回收掙菲薄的收入維持生計。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從1995年的 14.8%上升到今日的18%。當國民生產總值在過去10年上升30%的同時，月入中位數卻停滯不前。部分是因為去年最低工資立法，才令月入中位數由 2001的$10,000港元微升至$11,000港元。
富豪隻手遮天
「地產霸權」 一詞在香港廣泛流行，被用來形容少數富豪王朝操控大部分經濟，並坐擁商業帝國橫跨物業、建築、酒店、運輸、電訊、零售和銀行業。四大家族（分別是李嘉誠、 郭氏兄弟、李兆基和鄭裕彤）控制近半個香港，而在主權移交中國以後因為和中共政權勾結密切，其規模變得更大。
李嘉誠是亞洲最富有的人，並 在全世界多個五十個國家擁有業務，包括在英國、澳洲和加拿大營運電力和水務業務，所以人們經常說在香港花費的每一元都有五分錢落進李嘉誠的口袋裡。香港的 海外資產淨值（所擁有的公司、證券、股票等等）是全世界最高，以國民生產總值的288%領先第二名157%的瑞士，這特別顯示了香港的富豪如何推動海外業 務，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的地產業務。
中共與富豪的聯盟
自從1980年代早期，中共與英國談判主權問題時，開始與香港富豪建立起緊密關係。中共採取了「以商禦政」的手段，並最近在台灣身上又重覆使用，與台灣的大資本家結盟。現時，20家中國最大的出口企業10家是台資的。
香 港方面，香港富豪和金融家現在是大陸經濟的大玩家。銀行每年借給大陸地產業的錢是國民生產總值2800億美元的兩倍。尤其自九七主權移交開始，香港的經濟 建築在「洗錢」之上，即幫助來自中國大陸的外流資本避開政府控制，並以「外資」形式重回中國大陸，利用這個方式來享有大陸的稅務、土地和其他津貼優惠。從 1978年到2010年，香港佔據了中國總海外直接投資的一半。
為準備主權移交，北京在1985年成立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來為香港撰寫 「憲法」基本法。59人的委員會中，香港成員包括了23人，其中12個是富豪，例如船王包玉剛，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則成為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席。根據 陸恭蕙的說法，這「顯示了北京希望與資本家們結盟」。最終「基本法」保證資本主義是「唯一制度」，可以在香港實行直到2047七年（主權移交後50年）， 甚至為防止「福利主義」而禁止赤字預算。
即使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已經不復存在，香港富豪仍佔中國准政府機構（例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相當 的比例（香港人大代表36人，在整體比例近3000人大代表中不是很高，但是按人口比例700萬：14億是偏高的，說很重過了些）。這種大資本家和中共政 權的整合過程起始於香港，而為其他地方效仿（包括大陸自己）。
在整個時期，北京當局與香港的資產階級建制緊密合作，以阻擾普選和進一步的 福利訴求。前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社長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中自白：「一些資本家和上流社會的人希望依賴中國來抵抗香港的民主潮流。」許亦恐懼一人 一票「會讓北京失去對香港的控制權」。（陸恭蕙，《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香港大學出版社，2010年）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中 共利用與頂級商業富豪的聯盟足以箝制香港的「新聞自由」。大多數媒體大亨在內地有商業利益和官方機構的職位。星島集團的老闆何柱國、東方報業集團的馬澄坤 和控制有線電視的會德豐集團的吳光正全是政協委員，而李嘉誠之子李澤钜的商業帝國則擁有新城廣播有限公司。2003年50萬人上街擊敗這條國安條例，但像 李嘉誠、何鴻燊、胡應湘等富豪卻出來支持法案。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不但限制集會自由、言論自由等民主權利，更會取締像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這些「勾結外 國勢力」的團體。
2003年「七一」的大型遊行奠定了每年大型遊行撐民主的傳統。今年因為梁振英當選，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議題將重臨。 在北京政府撐腰下，他一定會嘗試重新推動新法案通過，並可能會得到一些右翼「泛民」支持。親資本家的右翼「泛民」政客對民主的支持僅限在嘴皮上面，並透過 支持法案以換取些微的妥協，甚至是「聯合政府」中的一些政府職位。
基層民眾對於廿三條立法非常反對，對普選遲遲未實現非常不滿。香港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日趨擴大的鴻溝正為社會爆炸性形勢鋪路，並由此而得到中國大陸和週邊地區的反響。由殖民地統治到脆弱的「高度自治」的香港歷史可見，爭取真民主的鬥爭是和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不可分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