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誰以民為食？

饑餓的非洲之角、不可吃的美國玉米、吃不起豬肉的中國金領

千里行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25歲的薩罕娜在烈日下徒步跋涉六天，終於到達肯雅北部邊界的達達阿比（Dadaab）難民營。這個巨大、紛亂、喧雜、骯髒甚至危險的難民營原本是聯合國為容納9萬索馬里難民設計的，如今裡面住著45萬索馬里難民，薩罕娜只是其中之一。

每天，有3000-5000像薩罕娜這樣的饑民來到這裡。薩罕娜的懷中是還在身邊的2歲女兒小迦卡，正因為饑餓而哇哇直哭，她們排在足有一公里半長的隊伍中等待著今天的救濟配給。她的背後是赤地千里飽受戰火的索馬里，九百萬衣食不周的同胞、四百萬掙扎在死亡線上，30%的兒童營養不良，每天每一萬兒童中有5人因饑荒和疾病而死亡，其中包括薩罕娜五歲的兒子。

水腫的肚子貼著柴火杆般細的胳膊和腿；兒童外星人般巨大的眼睛凸出了眼眶；瘦削的母親試圖用乾癟的乳房哺育嬰兒。一切都是過去的重演。

27年前，1984年到1985年，非洲之角的衣索比亞大饑荒導致800萬人受災，100萬人死亡，當時世界所謂發達國家政府和救援組織曾經宣誓，20世紀不會再有餓死人的饑荒。

21世紀的今天，索馬利亞400萬、衣索比亞400萬、肯亞300萬、吉布地、蘇丹、南蘇丹、烏干達，面對“據說是60年來最嚴重的乾旱”，饑餓的非洲之角（非洲東北部突出的半島和周邊國家）9000萬人口中的1200萬處於大饑荒中，每天成千上萬的老人、孩子、女人、男人在死去，僅索馬利亞在過去不到二個月的時間已經有30萬人在饑荒中死去。

摩加迪沙等地玉米的價格比一年前上漲超過一倍，而當地主食高粱的價格上漲則超過240%。世界銀行在肯亞的經濟學家芬格拉（Wolfgang Fengler）表示，肯亞當地的少數大農場主和資本家控制著市場價格。在世界上最貧窮地區之一的東非，如今糧食價格甚至比美國和德國還貴。
有人會說這是非洲獨特的現象，當地軍閥混戰，族群衝突不斷，無人安心生產，不肯踏實幹活，所以才會出現週期性的饑荒現象。但衝突與戰爭的背後反映的其實不就是由於資源嚴重不足，而生存環境無法改變，為生存而不得不採用最惡劣的方式進行爭奪，而統治階級也才可以從中漁利。

中國有句俗語，民，饑則怒，寒則怨，饑寒交迫，鋌而走險。

更何況這不是只發生在饑荒的非洲的獨一無二的現象，只不過在當地表現得更加扭曲與殘忍而已。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在通脹與生物能源的雙重影響下，世界糧食價格已經飆升至2008年時的歷史最高點。七月份糧食平均價格比一年前貴了33%，玉米價格上漲了84%，糖上漲62%，小麥上漲55%。國際資本為謀取高額利潤在全球範圍內四處遊動壟斷糧食供應和操弄糧食價格，甚至出現了“汽車吃人”的局面。

當非洲之角處於饑荒之中時，美國國內正在悄悄發起一場新的“農業革命”。美國農業部在今年二月剛剛批准生物技術公司辛根特（Syngenta）在堪薩斯州種植5000英畝轉基因的玉米。這些玉米名叫Enogen，其特殊之處在於不是用來食用的，添加的一種特殊基因使其易於裂解而提煉乙醇。而且辛根特（Syngenta）計畫在未來將這一玉米擴大種植到內布拉斯州、愛荷華州、南達科他州和西南明尼蘇達州。已經有美國的食品公司和周邊農場的農場主擔心這一玉米一旦基因擴散，可能會污染其他食用玉米，而導致那些玉米出現變異和不適合食用。

而生物乙醇的生產也並不如其所宣稱的那樣能夠比使用石油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在將玉米等植物收割、加工、處理和提煉乙醇的過程中，事實上需要使用大量工業機械，由此而產生的溫室氣體並不比汽車直接使用汽油會少多少。根據美國科學院2007年的一份調查顯示，種植玉米消耗的水要比加工提煉玉米為乙醇多200倍，換而言之，其實在生產乙醇前，玉米已經消耗巨量水資源，這甚至比直接使用石油對於地球脆弱的水體系帶來更嚴重的危害。但是，資本家為了其利潤而蓄意掩蓋事實，大力發展即可控制生產又可帶來高額利潤的生物乙醇。

而更嚴重和更直接的後果是大面積種植這種專供提煉乙醇的玉米，會進一步衝擊世界糧食市場，而刺激玉米價格出現失控性上漲。根據美國農業部的資料，美國今年出產的三分之一玉米3億3千5百萬噸將用於提煉生物乙醇，而在未來5年，美國用於生產生物乙醇的玉米將占到總產量的50%。從2001年到2008年，生物乙醇的產量從49億加侖增加到170億加侖。政府支持和資助的生物能源產業將獲得迅速擴張這一玉米的生產而進一步擠佔糧食市場份額而推動玉米出現歷史性高價。

過去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21世紀這十年的糧食價格上漲是由於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新經濟體和高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對於糧食和肉類的消耗增長所致，是具有積極意義的良性物價上漲。但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一份報告顯示，事實上中印兩國的糧食消費增長在21世紀的速度甚至低於20世紀90年代，真正快速增長的是生物能源所消耗的糧食。

由於糧食價格不斷攀升，導致貧困國家和地區人口的真實收入下降和食品供應受到威脅。預計從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全球增加了1億赤貧人口，目前世界上有超過10億人口處於赤貧和缺乏足夠糧食的狀況中。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城市地區，如拉各斯、加爾各答、馬尼拉和墨西哥城等，數以千萬的貧窮人口並不生產糧食，食品支出占他們日常收入的90%左右，糧價的上漲對他們的生活產生極為嚴重的影響；並會進一步導致這些地區階級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惡化。事實上，近來在突尼斯和埃及以及中東等國發生的社會衝突與群眾運動就與日益上漲不堪承受的食品價格有密切關係。

而且，與此同時糧價的上漲並沒有能真正有益於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億萬小農，因為這些家庭小農擁有土地有限或者甚至還是佃農，其收穫往往在維持全家的基本需求後就所剩無幾，也無法帶來多少額外的現金收入。而且，由於糧價上漲和物價通脹效應的互相震盪，導致農藥、農資、能源和工具的價格進一步上漲，使其在維持可持續生產或進一步擴大生產方面面臨更大的資金負擔，在與大資本農業的競爭中處於更弱勢更易於破產的境地。

當全世界的底層陷入食品漩渦之時，改革開放30年，全面融入國際資本主義市場的中國自然也不甘人後。記得有人為了維護這30年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政黨性，經常“大義凜然”地拋出殺手鐧：你們這些人就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沒有改革開放，你們能吃上肉嗎？！

但是，“喜訊”傳來。廣州家庭月收入一萬八千元的“金領”一族竟然要開始抱怨一周吃不起一頓“東坡肘子”，而且在網路上為之附和的白領不在少數，不少索性表態，如今中午已經吃不起外面的速食，恢復到了自己帶飯上班的階段。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2007年的資料，中國全國年收入超過12萬（需要自行報稅）不過700萬人左右，也就是說14億中國人中，只有0.5%的人口達到這一標準（200人中1個）。當所謂現代公民社會的少數“中流砥柱”的“新中產金領們”都開始抱怨吃不起豬肉時，我們的社會怎麼了？難道經過30年的煌煌發展，我們終於進入了“端起碗吃不起肉，放下碗子只能罵娘”的“和諧新階段”嗎？

當然，中產吃不起肉的抱怨更多是撒嬌似的口頭抱怨而已。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社會穩定器”的中產一向具有“消費前衛，政治保守”的特點，他們天生軟弱依附但敏感慎言；由於其處在社會的中間過渡階層，容易在上下階層間流動（貪於鑽營向上，而懼於下滑），一直呈現出一種社會心理和政治心理不穩定的狀態。所以，可以成為社會“氣象風向標”的他們往往更能反映出社會中微妙的政治和經濟的動態。

我們只要考量一下當他們都開始抱怨物價飛漲和民生不易之時，那麼此後的億萬工農底層所承受的壓力已經達到了何種程度。根據外媒採訪，北京一對月收入不過2000多元退休工資的老年夫婦表示，這個月買了藥，就不再吃肉了。經過40年的辛勤工作，但現在退休工資仍然不足以維持我們的生活，我們不得不依靠孩子們的貼補，感覺很對不住他們。

當考慮到中國有7-8億人口每天收入不過15、16元（根據國家統計局數位，中國農村人口年人均收入為5900元左右），有近2億人口一天所有消費不足8元人民幣時，我們就可以知道對於半數以上的中國人來說，每天有豬肉吃在“和諧盛世”中仍然是一個奢侈的“夢想”。

《經濟參考報》的報導，最新的物價形勢是豬肉價格堅挺不落，糧油蛋全面上漲，蔬菜價格止跌回升。8月CPI有望與7月持平維持3年來最高。遙想不過2個月前，某公在訪問英國對資產階級喉舌《金融時報》信心滿滿地表示，中國已成功遏制通脹。但近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社論卻是，中國實現控制通脹目標困難，世界經濟要過十年苦日子。國際資信評定機構勉強確認世界本幣的美元等級仍為AAA之時，卻傳來消息人民幣信譽等級可能從AA-進一步下降。
那些在2010年高唱經濟危機已經結束的資產階級評論家們終於啞火了，當歐洲的債務危機已經不可遏制開始向歐元核心國義大利、法國與德國擴散之時，當美聯儲開始準備推出QE3（第三輪量化寬鬆）之時；中國投機市場那吹膨的氣球中已經隱隱傳來漏氣破裂的聲音。

資本主義危機從來沒有離開，它只是蒙上了通脹的面紗站在我們的背後發出新的詛咒，中國人的“豬肉盛宴”已經如同“高鐵速度”一樣成為褪色的夢想，而全球10億人正在為下一頓飯而輾轉反側苦苦哀求。

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這就是資本主義危機，資本主義一直在以民為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