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歷史檔《蘇聯的革命和反革命》首次翻譯成中文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1991 年8月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標誌著蘇聯的解體和其加盟共和國轉向腐敗而不民主的“市場經濟”。與之相伴的是國際範圍內新自由主義加快了對工人階級的殘酷打擊，和史無前例地意識形態攻擊，宣稱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出與所謂“社會主義”的失敗。8月19日，莫斯科市民在坦克碾過街道的隆隆響聲中驚醒。執政的蘇聯共產黨內的所謂“強硬派”發起了一場普遍預期中的政變，但由於其自身的內部弱點和軍隊拒絕服從政變領導人，政變在幾天內就失敗了。當時工國委 （CWI）中的多數派在《蘇聯的革命與反革命》（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Soviet Union）這一檔中對於這些事件進行了分析。本文是首次將該檔翻譯成中文供中文讀者閱讀。
政變發生在戈巴契夫擔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第六個年頭。戈巴契夫和他率領的“改革派”試圖通過經濟和政治改革將危機不斷深化的史達林主義官僚集團帶出困境。他們擔心如果不進行改革，那麼極端不滿的工人、農民和遭受歧視的少數民族將會引發社會爆炸而摧毀整個制度。但改革本身只是加劇了社會和經濟危機，而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渴望結束經濟衰退和專制統治的願望。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早就解釋過，計劃經濟——這一偉大的1917年俄國革命傑出的和僅存的社會成果——不能在像蘇聯這樣由專制的官僚精英控制的社會中發揮作用，而只能在一個充分民主的政權下由勞動群眾民主規劃才能完全發揮作用。所謂的“共產主義”官僚，無論是“改革派”還是 “強硬派”，事實上都在為殘酷的資本主義復辟提供基礎，雖然其中有些人是有意為之，而有些人則是茫然無知。
被稱為“八人集團”的1991 年政變領導人的誤算，使他們以為可以從戈巴契夫日益不受群眾歡迎中獲利，並能因為面對危機而使群眾支持重建一個更加集中和專制的政權。他們實施戒嚴與宵禁，並宣佈“打擊黑市經濟、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和經濟無能”。他們說，這是為了“創造了有利條件以促進法律規定範圍內進行的所有類型的企業行為”。
這樣的陳述表明，政變領導人本身並不試圖去恢復所謂的“社會主義”或者重新實施史達林主義制度與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而只是希望在更強大和更集中的專制政權控制的步伐下推行資本主義的“市場改革”。而這是工國委（CWI）多數派與由特德-格蘭特（Ted Grant）和艾倫—伍茲（Alan Woods）領導的少數派之間辯論的有爭議的問題之一。特德-格蘭特和艾倫—伍茲後來離開了我們的組織。他們所組成的新的組織在此後的多年還否認資本主義已在前蘇聯復辟。（點選連結可以閱讀Marxist.net網站上兩派辯論的英文文章：http://www.marxist.net/stalinism/index.html ）
《蘇聯的革命和反革命》檔中大多數的內容都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與世界資產階級的欣喜若狂表現出的相反，也不同於許多左翼變得士氣消沉，檔提供了對這 些改變世界的事件的分析和觀點，使我們的國際能夠隨後根據我們的目標而參與並應對大事件帶來的後果。由於這份材料首次翻譯成中文，相信能引起中國讀者的特殊興趣。
蘇聯的解體和其混亂的資本主義道路，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了50%），這對中國所謂的“共產主義”統治當局的 心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就在兩年前，他們血腥的反革命暴力剛剛粉碎了1989年群眾性民主運動，該運動包含有重要的政治革命（反官僚主義）的特徵。 1989年大屠殺沒有導致史達林主義—毛澤東主義在中國得以重新鞏固，而專制統治政權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正如工國委（CWI）多數派在檔中解釋的，“... ...在短期的經濟重新調整後，李鵬和強硬派重新採用了親資本主義的政策，而與趙紫陽一派沒有什麼根本上的不同”。 1991年（蘇聯發生的）事件使北京相信，不可能再回到過去的中央計劃經濟中；而且為了推動資本主義“市場改革“，他們必須保持一黨專政以防止中國出現類似蘇聯的解體，並限制廣大人民群眾的壓力。
這一學說—“推行經濟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被中國當局一直以來視為其統治核心。直到今天，“政治改革”的聲音在當局內部只存在於極少數人中。這是為什麼社會主義者解釋說，在中國要實現民主權利的決定性力量將來自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的工人階級，而既不來自於一黨專制國家體制內的“啟蒙”分子，也不會來自於利用當前鎮壓制度而大獲其利的資本家。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
1991 年8月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個轉捩點，標誌著蘇聯的解體和其加盟共和國轉向腐敗而不民主的“市場經濟”。與之相伴的是國際範圍內新自由主義加快了對工人階級的殘酷打擊，和史無前例地意識形態攻擊，宣稱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出與所謂“社會主義”的失敗。8月19日，莫斯科市民在坦克碾過街道的隆隆響聲中驚醒。執政的蘇聯共產黨內的所謂“強硬派”發起了一場普遍預期中的政變，但由於其自身的內部弱點和軍隊拒絕服從政變領導人，政變在幾天內就失敗了。當時工國委 （CWI）中的多數派在《蘇聯的革命與反革命》（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Soviet Union）這一檔中對於這些事件進行了分析。本文是首次將該檔翻譯成中文供中文讀者閱讀。
政變發生在戈巴契夫擔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第六個年頭。戈巴契夫和他率領的“改革派”試圖通過經濟和政治改革將危機不斷深化的史達林主義官僚集團帶出困境。他們擔心如果不進行改革，那麼極端不滿的工人、農民和遭受歧視的少數民族將會引發社會爆炸而摧毀整個制度。但改革本身只是加劇了社會和經濟危機，而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渴望結束經濟衰退和專制統治的願望。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早就解釋過，計劃經濟——這一偉大的1917年俄國革命傑出的和僅存的社會成果——不能在像蘇聯這樣由專制的官僚精英控制的社會中發揮作用，而只能在一個充分民主的政權下由勞動群眾民主規劃才能完全發揮作用。所謂的“共產主義”官僚，無論是“改革派”還是 “強硬派”，事實上都在為殘酷的資本主義復辟提供基礎，雖然其中有些人是有意為之，而有些人則是茫然無知。
被稱為“八人集團”的1991 年政變領導人的誤算，使他們以為可以從戈巴契夫日益不受群眾歡迎中獲利，並能因為面對危機而使群眾支持重建一個更加集中和專制的政權。他們實施戒嚴與宵禁，並宣佈“打擊黑市經濟、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和經濟無能”。他們說，這是為了“創造了有利條件以促進法律規定範圍內進行的所有類型的企業行為”。
這樣的陳述表明，政變領導人本身並不試圖去恢復所謂的“社會主義”或者重新實施史達林主義制度與官僚控制的計劃經濟，而只是希望在更強大和更集中的專制政權控制的步伐下推行資本主義的“市場改革”。而這是工國委（CWI）多數派與由特德-格蘭特（Ted Grant）和艾倫—伍茲（Alan Woods）領導的少數派之間辯論的有爭議的問題之一。特德-格蘭特和艾倫—伍茲後來離開了我們的組織。他們所組成的新的組織在此後的多年還否認資本主義已在前蘇聯復辟。（點選連結可以閱讀Marxist.net網站上兩派辯論的英文文章：http://www.marxist.net/stalinism/index.html ）
《蘇聯的革命和反革命》檔中大多數的內容都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與世界資產階級的欣喜若狂表現出的相反，也不同於許多左翼變得士氣消沉，檔提供了對這 些改變世界的事件的分析和觀點，使我們的國際能夠隨後根據我們的目標而參與並應對大事件帶來的後果。由於這份材料首次翻譯成中文，相信能引起中國讀者的特殊興趣。
蘇聯的解體和其混亂的資本主義道路，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了50%），這對中國所謂的“共產主義”統治當局的 心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就在兩年前，他們血腥的反革命暴力剛剛粉碎了1989年群眾性民主運動，該運動包含有重要的政治革命（反官僚主義）的特徵。 1989年大屠殺沒有導致史達林主義—毛澤東主義在中國得以重新鞏固，而專制統治政權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正如工國委（CWI）多數派在檔中解釋的，“... ...在短期的經濟重新調整後，李鵬和強硬派重新採用了親資本主義的政策，而與趙紫陽一派沒有什麼根本上的不同”。 1991年（蘇聯發生的）事件使北京相信，不可能再回到過去的中央計劃經濟中；而且為了推動資本主義“市場改革“，他們必須保持一黨專政以防止中國出現類似蘇聯的解體，並限制廣大人民群眾的壓力。
這一學說—“推行經濟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被中國當局一直以來視為其統治核心。直到今天，“政治改革”的聲音在當局內部只存在於極少數人中。這是為什麼社會主義者解釋說，在中國要實現民主權利的決定性力量將來自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的工人階級，而既不來自於一黨專制國家體制內的“啟蒙”分子，也不會來自於利用當前鎮壓制度而大獲其利的資本家。
群眾聚集在莫斯科的政府大樓外反對政變
蘇聯的革命和反革命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檔，發表於1991年9月
世界大事件的一個轉捩點
1． 最近在蘇聯發生的巨變代表了世界大事件的一個轉捩點。雖然這一進程始於若干年前，但“老近衛軍”一派遭受的毀滅性打擊標誌著史達林主義在蘇聯的徹底崩潰。 這將在國際上引起巨大反響，甚至遠比東歐的諸多無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政權崩潰的影響還要大得多。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嚴謹評估蘇聯和東歐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前景，事實上這個進程早已展開。我們必須評估這對世界力量的平衡意味著什麼，對帝國主義所採取的立場意味著什麼，和對其他仍然存在的的無產階級波拿巴政權的前景意味著什麼。而且，也有必要來衡量這些事件對國際工人階級的意識所產生的影響。
2． 由蘇聯中央政府官僚機構和軍隊高級將領所發動的政變本來旨在阻止蘇聯的分裂和重新確立中央的權力，但結果卻是適得其反。這成為力量平衡的一個決定性的轉變，原本由中央政府控制的權力轉為有利於各加盟共和國，尤其是強大的由葉利欽控制俄羅斯聯盟共和國。在政變後的瓜分戰利品的時候，葉利欽極大地擴展了他的權力，鞏固他在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內對經濟和國家機器的控制。
3． 戈巴契夫熬過了政變，但中央政府已經被大大削弱。俄羅斯聯邦共和國開始控制中央銀行、經濟部和包括克格勃(KGB)與內務部在內的許多中央政府機構。然而，由於其他共和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的驚駭反應，葉利欽至少暫時被迫從這個有利形勢下暫時退讓。
4． 政變和它的失敗極大地加速了蘇聯分裂的傾向。10個共和國正式宣佈獨立，而波羅的海諸國實際上退出了聯盟。但可怕的後果——經濟崩潰和可能的內戰——迫使大多數共和國政府在（退出蘇聯的問題上）猶疑不決。
5． 正如我們此前已經解釋過的，官僚集團對計劃經濟犯罪般的管理不善使蘇聯社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整個80年代的經濟停滯和實質性的下降恰逢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出現微弱復蘇；這在眾多民眾中，即使是在工人階級中，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了巨大的幻想——將之視為替代史達林主義專制統治的“唯一選擇”。
6． 專政不可避免地鈍化了工人階級群眾的覺悟。在過去，由於無產階級壓倒性地依附於工人國家的經濟基礎，史達林主義雖然用其官僚主義的方法進行(管理)，但仍然捍衛計劃經濟體制。儘管蘇聯的官僚集團具有這種相對進步的歷史作用，但它的統治手法仍然是歷史上最惡劣的專制統治之一。而工人們對於史達林主義政權的憎恨則更進一步被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56年、1971年和1981年在波蘭所發生的種種鎮壓而增強。這些因素和數十年來在任何東歐國家都缺乏一個革命性的替代選擇的原因在相互交織和相互影響的情況下，使得該地區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進程變得異常複雜。
7． 我們已經看到了在羅馬尼亞、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階級發動革命鬥爭的重要特徵。在蘇聯，我們70年來首次看到大規模罷工，例如白俄羅斯的礦工罷工和總罷 工運動在，在其初始階段是直接指向反對官僚特權。但是，由於缺乏一個革命性的替代選擇，隨著時間的變化，對史達林主義的仇恨轉向了反革命的方向，並使舊官僚中的親資本主義分子獲得了勝利。
8． 我們看到了這些矛盾最近在蘇聯通過一系列事件以特別尖銳的形式呈現出來。在評估政變的後果方面，馬克思主義者既承認積極的方面——工人階級的群眾運動反對恢復專制獨裁統治企圖的開端——也承認消極的方面。由於缺乏擁有革命性綱領和領導層的獨立的工人組織，加之對市場經濟的幻想，工人和青年反對政變的的勝利 導致官僚集團中公開親資本主義的右翼得到了巨大的加強。在短期內，向資本主義的轉變不可避免地加快了速度。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場重要的失敗。
9． 類似於東歐那些國家的親資產階級政府現在已經在俄羅斯和大多數的加盟共和國出現。由於政變，戈巴契夫進一步向資本主義陣營轉化，而他所領導的新的中央行 政機關毫無疑問將進行相同的變化。正如我們此前說明的，這並不代表著資本主義反革命的最後勝利。這仍然是極端不穩定的過渡性的政權——資產階級政權仍然在形成的過程中。而這個過程是否能完成將取決於今後一個時期的現實鬥爭。
10．葉爾欽的勝利代表著資產階級政治反革命在蘇聯的勝利。但是， 反革命力量仍然需要對蘇聯的經濟基礎進行決定性的變化才能鞏固其自身（的勝利）。要實現這一社會性的反革命，它必須克服來自蘇聯工人的巨大抵制。雖然在很大程度上葉爾欽被視為一個英雄，但很大一部分工人對他充滿了不信任和恐懼。對於他們來說，政變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葉爾欽和戈巴契夫的親市場經濟的 政策將會帶來的嚴重後果。
11． “去共產主義化”（De-communisation）發展迅速。現在（蘇聯）共產黨在這片曾經發生（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土地上被正式廢止了。這種情況甚至在齊奧塞斯庫政權崩潰後的羅馬尼亞也沒有發生。此舉可能被很多工人看作是對官僚主義集團的打擊。但是，事實上到處都是官僚集團自身的崩解而放棄了 “黨”，為了維持其自身的統治而支持資產階級或民族主義集團。共產黨的解散在官僚統治階層內部幾乎沒有發生任何抗議。這標誌著決定性的轉變已在官僚集團內部發生，而政變的失敗則加快了（這一進程）。
12．托洛茨基曾經呼籲“將官僚和新貴族趕出蘇維埃”。但是，今天對“黨”的攻擊則引出了一 個問題：誰在這麼做以及為什麼？儘管蘇聯共產黨徹頭徹尾的官僚化性質使它早已不再是一個工人政黨，但禁令的主要目的是消除未來可能出現的反對力量以恢復 （舊的蘇聯體制）。當葉利欽總統和親資本主義的一翼力量旨在遏制史達林主義的“老近衛軍”的影響，他們主要關心的是“黨”可能會成為他們廢除公有制的障礙。
13．同樣，針對工廠內的蘇共的基層黨支部的禁令也有兩方面的作用。這些組織機構在過去是官僚機構和工廠管理層的代理工具。許多工人會歡迎這項禁令。但是，我們必須警告禁令可以用來針對工人在工作場所進行自我組織的努力。（資產階級）復辟分子利用該禁令粉碎各行業的舊官僚集團抵抗的努力，以方便向私有制的過渡。但他們同時也擔心，在一定條件下這些組織可以成為工人反對裁員和私有化等問題的著力基礎，正如在波蘭舊的傳統官方工會全波蘭協議工會（OPZZ）正在部分地以這種方式進行發展。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在工作場所進行組織的權利，也包括真正的工人政黨在基層組建基層黨支部的權利。
14． 同樣，我們反對沒收蘇共黨產、出版物和地產的做法和目的。如果這些資產被所謂的“民主派”即親資本主義集團，所侵吞，或出售給新興資產階級，那麼工人將一 無所獲。“黨”通過佔有工人創造的財富的一部分而積累起來龐大的資源。馬克思主義者要求這些資產應該在真正的工會和真正的工人組織之間分配。我們呼籲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和使用舊的“黨”所控制的媒體，而目前這些媒體正在變成資產階級的喉舌。
15．勝利的親資本主義陣營發動對十月革命和計畫 經濟的政治思想的兇猛攻勢。像革命領袖列寧、斯維爾德洛夫和捷爾任斯基等人的雕像被推倒並不是為了埋葬史達林主義的象徵，事實上列寧一貫反對史達林主義， 而是企圖埋葬成立蘇維埃共和國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一批工人對破壞(列寧等人的)雕像非常厭惡。雖然這些措施能夠在更廣泛的反對史達林主義的階層中得到回應，但試圖徹底廢除公有制和清算整個行業的行為會（在民眾中）產生完全不同的反應。
16．而西方資產階級抓住了這些事件進一步加強對社會主義思想的攻勢。這甚至得到了工人運動領導層的回應，他們稱讚這是“共產主義”和計劃經濟的最後死亡。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1991年8月24日）刊登的標題是：“1917年開始的共產黨統治，昨天戈巴契夫將它終結！”在國際範圍內，我們的派別處於孤立之中，但我們毫不動搖地捍衛計劃經濟辯護和反對資產階級宣傳污蔑的浪潮。
17．我們絕不會無視現實的複雜性和當前局勢的困難，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政變失敗的積極性。政變的企圖首先是由工人階級和青年運動的開端所粉碎的——而這是自1917年以來最大規模的運動。面對街道上堅定的運動， 內部早已分裂的軍隊和克格勃徹底癱瘓了。這是一場挫敗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軍事機器和最大的國家安全機構的勝利（僅克格勃就有超過100萬特工）。這給工人階級，特別是那些參與抗爭的工人，帶來重要的政治意識，並對其信心產生巨大的影響。
18．雖然總罷工運動只得到了部分發展，主要是因為政變在三天之內就已經崩潰。列寧格勒巨無霸的基洛夫工廠和其他工廠的鬥爭顯示運動會如何發展。工人威脅要更換工廠的管理層，除非他們拒絕支持政變。鬥爭持續的時間越長，工人自己的訴求在運動中脫穎而出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緊急狀態委員會試圖控制更長的時間，特別是如果它成功地控制國家機器的部分而向示威者開火的話，他們將無疑面臨著一個日益增長的總罷工和可能一場類似於羅馬尼亞的武裝起義。
19．我們曾指出，如果在東德的運動初期，在萊比錫發生開槍鎮壓事件，那麼也會發生類似的進程。而且據透露，本來他們確實計畫在萊比錫向人群開火。武裝直升機被部署在莫斯科，直到空軍警告政變領導人他們會使用空軍的飛機來對付直升機。群眾抗議的立場和戰鬥的決心也通過參與過阿富汗戰爭的老兵群體的武裝示威而得以表現出來。如果政變持續的時間更長，則罷工運動將得到進一發展，並可能會有更多的群眾捲入其中。這一罷工運動之所以沒有得到充分發展，正是因為政變的迅速崩潰，在工人的眼中看來這是不必要的。
20． 事實上幾個主要的工業中心都支持罷工。沃爾庫塔和庫茲巴斯礦工走了出來。在庫茲巴斯的罷工蔓延到其他行業中。在列寧格勒，有20家工廠，包括擁有4萬工人 的基洛夫工廠，在8月20日（星期二）舉行了罷工。在許多列寧格勒的工廠發生了局部罷工，工人們自發地停工前往廣場進行集會，之後返回他們的工作場所轉告其他工人最新情況的發展。在烏拉爾地區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和其他工業中心也發生了罷工。
21．起初工人為獲悉的消息所震驚。有一部分工人最初甚至接受了政變。但是，當他們意識到它的全部意義——它標誌著重新回歸“老近衛軍”——他們的抵抗變得強硬起來。至少有五十萬在列寧格勒的廣場舉行了集會。在8月20日決定性之夜，莫斯科15萬群眾群集保衛俄羅斯議會大廈迫使（軍方的）坦克撤退。群眾建立了路障，並準備了大量的汽油彈，以準備應對預期的攻擊。這是數年來青年人首次參與類似事件，這成為其中一個關鍵因素。他們與軍方對抗的堅定決心關鍵性地影響了工人階級中其他階層的意識。
22． 工人開始組建武裝防禦的組織對未來是非常重要的。武裝的青年在莫斯科的示威正在對抗坦克。工人防衛分隊已經在列寧格勒的一些工廠中建立起來。武裝工人與警察一起把守馬林斯基宮（列寧格勒）。葉利欽和索布恰克由於害怕失敗後個人可能面臨的後果而被迫呼籲組織“人民防衛力量”。然而，這不過是口頭支票，因為他們沒有採取任何步驟去武裝和組織人民。葉利欽將武器分發的範圍限制為俄羅斯議會大廈內聚集的代表。這表明他害怕武裝工人。
23．因此，在東歐，由於缺乏革命性領導層的領導，整個事件的大方向顯然是反革命的，但其中仍然有工人階級進行的革命鬥爭的重要成分。而在蘇聯這一進程的時間跨度則要被壓縮得短得多。然而，由於親資本主義陣營推動向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對工人們通過群眾運動擊敗政變的認識產生了不祥的影響。在某一個階段，因為（親資本主義陣營）企圖實施大規模的裁員、私有化和物價上漲的方案，他們將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來自工人階級的激烈抵抗。
為什麼政變會失敗?
24．這些戲劇性的事件證實了我們今年早些時候在英國支部的報紙上所發表的觀點：
“戈巴契夫自己發起一場蠕變的政變，以防止由一些軍方波拿巴分子發動公開的政變。但是，這可能救不了戈巴契夫，他仍然可能在今後一個時期被一場公開的軍事政變所推翻。”
同一篇文章繼續說：
“儘管整個蘇聯在目前的混亂局面中存在廣泛的幻滅感，但任何試圖重建中央史達林主義的控制都將遇到阻力，這可能不只來自面對鎮壓的民族，而且也來自強大的蘇聯工人階級”。（1991年1月18日）
25．早在1989年7月，我們發出警告：
“現在相當多的人想要他（戈巴契夫）下臺。他們責怪他打開了閘門，以在西伯利亞發生的運動為代表。甚至一部分現在已經考慮將他解職。畢竟，在很大程度上，他如今已經不像之前是在多數群眾中那麼流行。但是，如果保守派官僚過早動手而企圖將戈巴契夫解除職務，那麼這將點燃社會爆炸的局面。”（4號文件，P8-9頁）
26. 在短短56小時內發生的政變的失敗表明，在這個階段並不存在條件推動建立一個公開的新的軍事專制。俄羅斯和各共和國的工人階級並沒有失去對“民主”的幻想而絕不會容忍回到過去鐵蹄的專制下。
27. 事件迅速證實政變背後的老近衛軍們缺乏任何社會基層力量的支援。他們無法發動任何支持政變的示威。即使蘇聯共產黨也在政變準備階段惟恐避之不及，因為大多數群眾反對政變。而他們孤立的變得很清楚的時候，甚至找不到忠誠的軍隊去執行他們的命令。因此，政變的領導人變成了“沒有軍隊的將軍”。
28．政變領導人理解群眾中對戈巴契夫的不滿，其民意支持率在政變前下降了14%。但是他們並沒有意識到群眾中對於“老近衛軍”有更深厚的敵意。他們錯誤估計了對於戈巴契夫幻想的幻滅和經濟形勢混亂，還許諾提高工資和凍結物價為政變爭取（群眾的）支持基礎。
29． 儘管推出了親資本主義的經濟綱領，政變仍然被人民群眾看作是史達林主義的政變。工人之所以反對政變，是因為他們明白過去五年所享有的有限民主權利——組織、罷工、出版刊物等權利——正在遭受威脅。對於廣大職工而言，這呈現了一種可能重返勃列日涅夫時代的鎮壓的前景。所以，我們要捍衛民主權利的脆弱的嫩芽，所有的工人都需要參與鬥爭，但絕不是為了保衛戈巴契夫。
30．其實，即使政變能夠成功，也幾乎可以排除它本身能恢復到勃列日涅夫時代鎮壓的狀態。自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開始，當蘇聯的經濟仍然得以發展，而工人階級對官僚政權深感恐懼的時候，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已經發生了一場明顯 的改變。即使官僚集團採用殘酷鎮壓的手法也無法在群眾心目中灌輸相同的恐懼。正因為如此，他們將無法克服災難性的經濟危機，這註定是一個脆弱而不穩定的政權。
31．只要有機會，軍政府準備使用武力來鎮壓反對派。他們首先宣佈禁止罷工、示威和組織政黨。二十五百萬套手銬已經被下令準備。大規模清洗式的逮捕正在計畫中。葉利欽仍然得以自由並不是因為疏忽。逮捕葉利欽的命令已經下達，但是被派去抓捕他的克格勃特種部隊拒絕執行命令。事實上，這樣的分裂發生在高層內部，葉利欽和波波夫得到了莫斯科克格勃系統負責人關於政變的警告。政變領導人在他們採取的每一個步驟中都面臨著類似的困難。
32． 國家機器的這些內部分裂顯示了蘇聯的史達林主義政權已經從其根基處開始腐爛。過去，在史達林的專制控制下，官僚統治集團被集中起來執行一條單一的紀律。這種情況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整個官僚主義集團在國家層面、地區層面甚至城市層面，以及根據不同的政治路線，正分裂成互相敵對的不同派系。
33． 在這個過程的背後是計劃經濟的災難性破壞。近年來，可以看見計劃經濟的解體。官僚集團中負責內部管理的競爭對手們為爭取稀缺資源在行業與行業間、共和國與共和國間、甚至城市與城市見互相爭鬥而不可分解。由於經濟的不同部門間直接的易貨協議使中央計畫得以繞過，而變得不可能。這其實已經是司空見慣的。雖然計劃經濟體制已經崩潰，但是還沒有替代的機制得以建立起來取代它。
34．在面對日益增長的大規模反對運動時，軍隊和克格勃內部的分裂最終導致政變癱瘓。在列寧格勒的陸海空三軍駐軍支持列寧格勒市長索布恰克和（俄羅斯）葉利欽總統反對政變。而軍隊中的其他部分力量也對政變採取了等待和觀望的態度，對在衝突中介入任何一方都沒有積極性。
35．總之，將軍們因為羅馬尼亞形勢發展的前景而感到困擾。由於出現了武裝的工人群體使這一切成為一種現實的可能性。工人和青年的公然蔑視，尤其是在莫斯科的鬥爭中，加之基層士兵的立場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迫使多數將軍在此問題上被迫讓步。
馬克思主義者對政變的態度
36． 最早的聲明就很清楚，軍政府的成員雖然是來自舊體制的捍衛者，但他們並不試圖尋求恢復基於舊計劃經濟模式的史達林主義政權。也沒有提及要“保衛社會主義” 或諸如此類過去史達林主義的套話。相反，他們明確地提出對於持續市場化改革的支持，儘管要求是在一個更可控的步驟上。
37．他們聲稱，他們支持“國民經濟的（多種成分的）混合發展，也支援私營企業，並給予它們必要的機會發展生產和服務行業。”由此可見，這場衝突並不是對立陣營捍衛計劃經濟的行動。
38． 而葉爾欽的“自由主義”陣營基於俄羅斯共和國的官僚機構和列寧格勒與莫斯科城市的行政管理部門，則更傾向於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迅速的轉變，為了加強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相對其他共和國的中心位置而支持一個鬆散的聯盟。而另一個陣營，包括蘇聯中央政府的官僚集團、軍方和克格勃首領們，他們希望採取行動以恢復“秩序”，從而防止他們看到的即將出現的蘇聯的解體，而這一標誌就是現在已經作廢的新的聯盟條約的簽署。而這是他們的首要考慮，而並非是經濟政策的根本分歧
39． 政變領導人試圖重新推行一個公開的專制制度以進行向資本主義制度的過渡。官僚集團的各個派別都為工人階級的反抗而恐慌。為了實現政治局面的自我穩定，這個政權是可能採取部分措施以實現重新集中化控制經濟。暫時而言，向資本主義的轉變有可能停滯或放緩。但是，在一個可能的短暫的中斷後，他們仍然會不可避免地繼續向資本主義方向轉變。
40．在中國，史達林主義一派在天安門廣場的大屠殺後，清洗了趙紫陽和公開親資本主義的一派。在一個階段內，他們會重新加強中央政府對經濟和各省的控制，並採取緊急措施以擠壓信貸泡沫和降低通脹率。但在此後的重新調整期，李鵬和強硬派會在短期內繼續執行親資本主義的政策，而與趙紫陽一派並不會有什麼根本不同。中國的官僚集團成功地粉碎了1989年運動是因為廣大農民（占人口的80％）和經濟增長持續強勁而使當局仍然在社會階層中獲得大力支持。這是與蘇聯局勢的一個決定性區別。
41．假如政變失敗無疑加速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中，為此馬克思主義者是否應該給予政變以批判性的支持？畢竟，托洛茨基在1938年提出，如果資產階級復辟派“企圖奪取政權”，“來士派”（托洛茨基主義者）不可避免地會站到對立的陣營中。雖然暫時會發現自己成為史達林派的盟友；然而，這不是為了保衛波拿巴集團，而是為了保衛蘇聯的社會基礎，即剝奪資本家的財產，並將之轉化為國家財產......
42．“因此不能事先就否認這種可能性，在嚴格界定的情況下，有可能(托洛茨基主義者)會與“熱月反動”的官僚集團一派（譯注：即史達林主義官僚集團）形成一種“統一戰線”以反對資本主義反革命的公開攻擊，雖然與此同時，（對托洛茨基主義者而言，）在蘇聯的主要政治任務仍然是推翻“熱月反動”的官僚集團。因為只要（“熱月反動”的官僚集團的）統治多延續一天，就會進一步腐蝕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和增加資本主義復辟的機 會。（《過渡綱領》（The Transitional Programme）, 第55頁）
（《過渡綱領》原中文版本為王凡西等譯於 1940年代，因仍使用“底”與“的、得、地”等五四時期白話文體系和使用“熱月的部分”之類一般讀者不甚瞭解的譯法。為便於理解和閱讀，所以本文譯者對 《過渡綱領》中文版本中相關內容，在參照英文譯本的基礎下，進行重新調整，在此加注予以說明。 王凡西原文：這樣說來，在嚴格規定的例子中，雖不可事先否認有和官僚中熱月的部份建立“聯合陣線”以抵抗資本主義反革命公開進攻的可能性，但在蘇聯的主要政治任務，還是在推翻這個同一的熱月官僚。它底統治多延續一天，則經濟中底社會主義成份的基礎便多一天腐蝕，並增加資本主義復辟的機會。）
43． 而最近幾個星期反革命事態的飛躍性發展則是對托洛茨基警告的苦澀確認，官僚集團的繼續統治正在為蘇聯復辟資本主義提供基礎。當然，我們這一派別在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形勢變化做出分析，明確指出，“就整個歷史時期而言，史達林主義得到了暫時的加強。”（《國際的綱領》（Programme of the International）,第7頁）
44．在那個階段，資本主義復辟的威脅似乎不僅遙遠，甚至完全被排除了。當時赫魯雪夫吹噓稱， “目前這一代蘇聯人民將生活到共產主義來臨之時。”計劃經濟儘管因為官僚管理不善，但所取得的巨大收益使官僚集團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信心。當時（蘇聯的）官僚集團和全體民眾中支持復辟資本主義的（力量）微乎其微。
45．但這一暫時的加強在整個1970年代和80年代而讓位於一場曠日持久的衰退。現在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提出的預見被再次提出。蘇聯和整個東歐的無產階級正面臨著兩個嚴峻的選擇：要麼工人階級接管整個社會的運行，要麼我們將看到向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沉淪，並因此導致進一步混亂和可能的內戰。
46．工人階級要奪取政權必須要通過一場政治革命，而現在還需要結合上社會革命的元素，包括重新國有化已經被私有化的公司，在民主決策的基礎上重新推行計劃經濟。
47．然而，今天與托洛茨基仍然在世的時候相比，還有一個根本性的區別。這就是官僚集團的徹底墮落蛻化，他們對於舊體制的中央計劃經濟的信心早已崩潰，在今天的局勢下，官僚集團中的所有重要的勢力都將資本主義視為唯一的出路。
48． 在未來，面對一場群眾性的無產階級運動，統治階層可能會嘗試重新確立更嚴密的國家控制，並被迫採取措施反對資本家們的利益。在過去，我們已經看到眾多半殖民地國家的資產階級波拿巴政權被迫擴張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以捍衛其自身的地位。但由於蘇聯和東歐新政權的性質極不穩定，所以很難預先確定這個進程會發展多遠。
49．蘇聯的情況並不是獨一無二的。1990年6月，羅馬尼亞的伊利埃斯庫和救國陣線儘管依靠礦工和布加勒斯特工人粉碎了公開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反革命，但救國陣線的前史達林主義領導人們仍斷然轉向資本主義。在羅馬尼亞這一更為具體的局勢中，工人運動反對已經察覺到的對他們的革命的威脅，我們給礦工們以批判性的支持。但是，我們並不支持工人使用的所有方法，並呼籲工人們不要將希望寄託在救國陣線領導人身上，而是建立他們自己的民主的工人委員會取而代之。
50．在南斯拉夫的衝突中，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會給與米洛舍維奇的史達林主義塞爾維亞政權絲毫“批判性”的支持。確實克羅埃西亞和斯洛文尼亞政府是令人作嘔的民族主義親資產階級政權，他們的政策註定將給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工人的災難。但米洛舍維奇和軍隊將領的行動並不是出於保衛計劃經濟的目的。
51．他們的行動是捍衛塞爾維亞統治精英的權力、特權和領土利益，而這些統治精英也旨在轉向資本主義。其最新的“大塞爾維亞”的藍圖雖然承認斯洛文尼亞的獨立，但仍然設想由塞爾維亞控制東克羅地亞、波士尼亞、蒙坦尼格羅、馬其頓和科索沃，並且也明確主張市場經濟。
52． 顯然，馬克思主義者既不能給與親資產階級陣營的葉爾欽和索布恰克絲毫支持，也不能給於支持政變的強硬派絲毫支持，即使是托洛茨基所表現出的極為尖銳的批評性支持也不行。工人階級需要在革命領導層的領導下，通過其自身組織獨立行事，而這才是能夠在今天重新建立和發展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唯一力量。
53． 因此政變期間，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呼籲支持總罷工，而不是支持葉爾欽的綱領（戈巴契夫重新執政和繼續推行市場經濟改革），是用工人民主的革命綱領挫敗政變。我們解釋說，只有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才能確保前一個階段有限的民主權利。我們呼籲建立民主的工人委員會，武裝工人和基層士兵起義。
54． 馬克思主義者在發展的衝突中不能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或持消極中立的立場。如果片面地看待這些事件，將所有參與反對政變的力量都看作是反革命的，這將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必須區分捲入鬥爭中反對政變的群眾和葉利欽周圍的反革命分子。由於我們上面所提到的原因，在缺乏主觀因素的情況下，這些事件對於推動資本主義復辟的進程將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這是一個辯證的過程，在東歐有許多相似之處，雖然在這裡所有的事件被集中到幾天之內，而非數周或數月的時間。
55． 在這樣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中，面對這種形勢，革命者不能只看到一個因素，而排斥所有其他因素。工人階級反對政變，因為看到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脅，過去一階段獲得的部分民主成果受到攻擊。因此，他們的鬥爭開始圍繞有限目標，反映了這個階段工人意識的局限性。正如我們此前說的，工人意識的落後是由於長期專制所導致的。把工人階級的目的和願望與葉利欽截然相反的反革命目的混淆在一起，這將是完全錯誤的。
56．這種立場的邏輯將意味著，在實踐中我們將反對總罷工，從而使自己與最好的工人和青年處在對立與碰撞中。這可以類比1917年科爾尼洛夫的政變企圖，彼得格勒的工人們儘管對克倫斯基具有敵意，但他們動員起來反對會威脅到革命成果的公開的反動力量。當時托洛茨基對工人說，“將克倫斯基當作槍架來射擊科爾尼洛夫，之後我們再來解決克倫斯基”。顯然， 這並不意味著任何對克倫斯基政府的支持。關鍵的區別是在蘇聯今天的情況是缺乏主觀意願。
57．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決定工人態度的關鍵因素是捍衛自己有限的民主成果。這是馬克思主義宣傳和鼓動的起點。通過在街壘中與罷工工人和青年一起鬥爭，我們證明了在維護工人的利益包括民主權利方面，我們是最堅決的戰士，同時警告葉爾欽和復辟反工人階級和反民主的本質；並解釋說，只有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才能保證這些民主權利。
* （以上2章節為《蘇聯的革命與反革命》一文的第一章《世界大事件的一個轉捩點》（A turnning point in world events）和第二章《馬克思主義者對政變的態度》（Marxists' attitude to coup)的中譯本，其他章節的中文譯本會稍後在網站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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