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官仇富情緒日益強烈
抵抗，社會主義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香港)
今 年的七一大遊行由20萬人積極參與，成為僅次於2003年七月一日50萬人上街遊行以來，十年中最大規模的抗議遊行。上周所發生群眾用腳投票的舉動毫無疑 問地表明瞭香港已進入一個日益激進化的階段，對於政府的仇視將其看作是大地產商和中國專制當局的工具。本文寫於七一大遊行前，發表在最新一期的《社會主義 者》雜誌上。該雜誌由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香港）所發行。本文突出表明了日益惡化的社會危機和亟需社會主義選擇。
香港正面對一個特別形態的政府危機。即使去年經濟增長了7%，但是政府的民望仍然插水。行政長官曾蔭權的民望在5月達歷史性的新低，為29%。
他的以短視和官僚地自以為是聞名的政府，接二連三地製造政治失敗：先是財政預算案的急轉彎，沒人支持的東亞運動會的138億港幣撥款的流產，原意為展示城中富豪慷慨大義的「關愛基金」，但事實上卻揭露了他們的吝嗇成性。除這些以外還有許多例子。
而最近發生的的一宗醜聞則牽涉了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內，他被指控運用不恰當的影響力去讓一家與最大的親北京政黨有聯繫的公司中標。曾俊華在今年較早前的預算 案衝突中已變得極度的不受歡迎。政府推行了一個秘密的意見調查以決定是否裁退曾俊華。這些肥皂劇揭露了政府裡頭的小圈子和他們所統治的人的脫節。
但是由於行政機關是中國專制政權的前哨，使得行政機關是「不能被觸摸的」。由於缺乏了像2003年那樣的政治地震，這個政府很可能跛腳地走完它最後幾個月的 任期。如果我們用「慢鏡頭」去看看曾蔭權民望的粉碎，我們就可看到這更動搖了香港的官僚政府體系。北京或希望在2012年更換領導層後可以為它的統治機器 注入新生命。但即使在建制內部，他們對改變領導層都只是抱有很少熱情，三名主要候選人全數來自資產階級親北京陣營，而他們將會被選民中上層的少數人（即特 首選舉委員會）所選取。
房價「日益可怕」
香港正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所困擾，當經濟猛然 上漲之時，這些問題也日益惡化。而最嚴重的是住房危機。2009年以來，平均房價上升了70％，通常被認為是世界上購買公寓最昂貴的地方。香港普通住房價 格是家庭年均收入的11.4倍。這個房價與收入比在倫敦是 7.2倍，在紐約是6.1倍（Demographia，2011年1月）。即使是曾蔭權，在最近訪問澳大利亞時，也描述房價「非常可怕」。
然 後，他又繼續指責各種外部因素 — 美國的低利率、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大陸買家集體進入香港市場 - 而不接受任何歸咎於政府政策的部分。在六月初，香港金融管理局，事實上的中央銀行，實行被描述為「有史以來最嚴格的 」針對地產的銀行貸款，特別是總值超過1000萬港幣的高端物業。曾蔭權與其他高官承諾，如果需要,我們還會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曾在澳大利亞表示「我們會 做更多以使[樓市]減緩。但是... ...我們不想做任何事破壞市場」。所使用的關鍵詞曾是「減緩」—— 這就是說如果政府能決定的話, 房價不會下降。
正如湯姆-荷蘭(Tom Holland)在《南華早報》（2011年6月13日）中指出，「儘管談論的都是如何使家庭更能負擔住房，但香港政府並不真正希望樓價下跌。官員們清楚 地知道，香港人把財產作為自己的主要投資，而任何價格的下降將吞噬掉具有發言權的本港中產階級的財富」。
但是，與其說關注作為一個整體的 150萬房主的利益（70％的香港人沒有自己的房產），而政府主要關照的是超級富豪，尤其是那些從目前的房地產泡沫中獲取神話般財富的大地產商。大亨們將 普通房主劫持為人質，利用他們擔心房屋市場低迷阻止任何政府政策的重大改變。根據英國殖民地模式政府擁有所有香港的土地和幾年來一直限制土地供應，以涓涓 細流的方式使少數物業公司壟斷和操縱市場。
由於香港聯繫匯率制度的副作用（港元被迫跟隨美元歷史低位的利率）所造成今日的相對廉宜的借貸成本使一部分受薪工人和較優待遇的工人能夠爬至物業階梯的最低一層（得以購樓置業）。當利息又回到歷史的「正常」位置時，對於很多人來說，按揭的壓力就會「爆煲」。
我 們有迫切需要去每年建立數萬計的新的公共房屋單位用以出租。政府的政策再一次故意限制公共房屋的建造，對於大地產商放任不管。根據香港城市大學在去年所進 行的一項訪問指出，87%的受訪者同意需要建造更多的公共房屋。現在有320,000人尚在公屋的輪候冊上，而當中四分一是平均輪候時間達10年以上的獨 身申請者。
政府已經持續地拖延恢復其在2002年廢棄的政府資助的出售房屋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HOS），但是又是另一個有利於大地產商 的花招。如果政府建立一定數量的價格受政府控制的房屋，而非跟隨市場價格的話，這能反制私營發展商的力量和限制房屋價格。居屋原本是設計來符合所謂「夾心 階層」的要求—他們既不能應付一個市場價格的住宅，也沒有資格申請公屋。即使是二手市場的居屋仍然在近年被更廣泛的市場迅速拉高。在5月，黃大仙一個居屋 單位以五百萬的紀錄售出，比起所謂「夾心階層」所能支付的要高得多。所以即使是這部分的房屋而逐漸落入投機者的手中。
我們不能排除政府在數月間會糾纏於重啟居屋的方案，但這將會是稀釋的形態（最多數千個單位，和至少2-3年才能推出市場）。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提示在10月的施政報告中會包含相關議題。
但 任何的政策轉移比起是回應社會大多數的壓力，更像是應付來自北京的催促。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第一次官式訪港時，斥責了香港政府對於房屋問題的做法。他警告： 「房屋是民生和經濟問題。但如果處理得不好就會成為政治問題。」王光亞的警告是略嫌太遲了，這個政治問題已經到來。與此同時，一些人認為王光亞的說話應該 放諸中國的所有地區，尤其中國大陸房地產價格的巨大泡沫和政府一而再地未能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住房」。近年只有總住宅建造量中的8%是屬於這個範疇。
危險及不合規格的房屋
六 月十五日，土瓜灣唐樓一場可怕的大火造成四人喪生以及十九人受傷。由於建築物整體上處於惡劣狀態，以及它被劃分為擠迫狹窄的板間房出租，令這悲劇變得更 糟。板間房的激增－為了賺取更多租金而把更多貧困租客塞進狹小的空間－消防安全受損，而且一般這些住戶沒法使用防火門。很多租客都是從內地移民到香港。這 些問題是眾所周知的，但政府做的卻少得可憐。政府轄下的市區重建局（市建局）主席張震遠警告說：「超過十一萬家庭居住在不健康和危險的房屋中。」與此同 時，市建局主導的更新項目正在進行中－它正從一些例如深水埗順寧道的地區排除低收入的居民。在市建局的「社會清洗」政策中我們可以見到，它自身只是服務於 發展商和它們想要賺取更高的利潤的慾望。
香港的籠屋慘況是世界醜聞，有超過十萬人被迫生活在這些出租的監房裡。一位對房屋問題具備專業知 識的印度學者來訪香港時驚嘆，香港籠屋的生活環境比印度的貧民窟還要惡劣（《南華早報》, 2011年5月24日）。這十萬名籠屋居民在這城市的云云房屋中是最大的輸家，而公共房屋提供他們唯一的擺脫方法。然而，這些人集中在地區例如深水埗、旺 角、觀塘、土瓜灣及灣仔，甚至沒有被官方統計為無家者。
最近的房屋趨勢朝向甚至更小的「棺材」房，每副「棺材」月租約港幣 $1,200（155美元）。在一個籠裡你或許還可以站立，但你絕不可能在一個「棺材」裡站立，或者用一個密封的碌架床來比喻「棺材」房會更加貼切。
社 會主義行動要求立即興建公屋。每年至少需要興建五萬個單位－而公屋應該優先於新的居屋復建計劃。要使之實行，土地拍賣制度必須從政府官僚及他們的富商好友 手中奪走，以民主方式管理及監察。建造業和銀行必須公有化，而賠償只支付給小股東。作為民主經濟計劃的一部份，這些企業應該由工人階級營運。
超額剝削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大師米爾頓．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 曾經說過「如果想看見資本主義的活動，到香港吧。」
根 據聯合國的資料，這裡是所有已發展地區中收入不均最嚴重的。引用列寧的語句，少數食利者（rentier state）依靠剪息券（ clipping coupons）為生（請見列寧 -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他們奢華地購買名店如寶格麗（Bvlgari），卡地亞（Cartier）及其他高檔品牌的奢侈品。同時，由於大部 份製造業遷移到內地，越來越多的青年、移民人士及老人被迫進入低薪的服務業，而競爭是相當激烈，工會則十分薄弱或根本不存在。
香港新自由 主義體制有著緊縮規模的公共服務（由幼兒園以至醫院等公共服務被大量外判）、最低限制的工人保障，極少有薪假期及極長超時工作令香港工人福利排列為差不多 全世界最底層。這不但發生在藍領工人，連辦公室職員、教師、專業醫護人員（每週工時60-70小時很普遍）都面對同一處境。香港僱主是全世界最惡形惡相 的。2011年4月一份關於金融、會計及人力資源部門的研究發現，68%香港僱主期望員工於年假期間或下班時間隨時候命，相比之下澳洲的數字為22%，而 新加坡的數字為45%。
五月一日香港通過最低工資立法，企業對此條例的態度反映出其刻薄的想法。失明的工廠工人以及其他殘障工人被迫簽署 新條約，削減工時以減低$28元最低工資所帶來的成本。殘障工人不論其工作年期，都需要經過能力評估。而若果評估結果得出他們的工作表現比正常工人較低， 可能導致薪水削減20-30%。
在香港電台一個烽煙節目裏，一名母親指，她45歲患有中度精神病的兒子被黃大仙的一間麥當勞削減工時，由一天4小時減至一天1.5小時。麥當勞就是以此方法減低成本，每天工資由立法前的$93.6減至$42。該名男士已於麥當勞工作超過20年！
同時亦有不少報告指出，僱主們扣除如廁時間的薪水，又削減用膳時間的工資，或其他飲食及零售業慣常扣人工的手法。一個旅遊業工會投訴，因為公司規避新法例，超過1000名導遊會被解僱或轉到兼職工。導遊依靠賺取旅團的佣金，但於淡季時這將不合乎最低工資標準。
勞工處的一個部門 - 勞工顧問委員會警告，最低工資條例通過後「假自僱」情況增加。低薪工人被迫簽署新條約成為「自僱」，僱主可以逃避支符最低工資以及退休保障金。
這 是否只是香港資產階級中幾個爛蘋果的小把戲呢？非也，香港最大的僱主組織 – 僱主聯合會亦企圖當此先鋒隊，製作一分詳細的最低工資指引，教導僱主走法律罅。親商界的自由黨經過了選舉結果的蒙羞以及退黨潮後，其殘餘分子竟然膽敢提 出，最低工資立法後六個月內要設立「緩衝期」，在這段時間內違法公司亦不會被起訴。
250,000名外藉家庭傭工是被排除於最低工資外的 最大一群。最近他們開始爭取提高那少得可憐的最低工資水平。現時該水平為$3,580，比起1998年經濟危機前的$3860更低。即使政府表示98年的 風暴以及其後2003年和2008年的危機已經過去，但最低工資水平仍然不變。
為了向貧窮宣戰，為所有工人爭取生活工資，工人需要團結起 來克服勞動者的分化，包括外傭與香港本地工人之間、男性與女性之間、年輕與年老工人之間的分化。我們需要一個將工作場所工會化的運動，針對現時沒有工會的 大本營，例如速食店以及飲食業。只要於工作場所培養足夠的工會成員，可以利用「點名責難」運動、工作場所的示威行動、罷工行動。
經過工會及社運人士13年的運動，於政府及企業抵制下最低工資終於成功立法。可是，只有這條法例並不能根本性地改變香港工作貧窮的處境。為了達到這目的，需要建設強大的工人組織 – 工會及工人政黨 －去組織和領導群眾抗爭，並利用法律作向僱主施加壓力。
貧 窮人口正在上升。香港家庭入息中位數於1999年及2009年均為每月$17,500。但於這十年間每月賺取少過$10,000的家庭數目由 498,000增加至649,000。在欠缺老人退休保障底下，老人成為最受打擊的一群。根據樂施會（Oxfam）資料，香港老年貧窮比率於2010年升 至40%。由銀行為其利潤而開發設計的強積金，沿用至今已經榨取$330億港元龐大的行政費用，為80%的香港人視為騙局。大約1百萬名女性（包括家庭主 婦、兼職工人、年老婦人）被排除於強積金之外，並欠缺任何退休信託保障。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由30個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組成的遊說團體）報告指，香港一個低薪工人由20歲工作至65歲退休，只能收到他一生所賺取的平均薪水的35%作為退休保 障，而其他OECD國家的平均數字為71%。
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低價信貸的流入令最近通脹猛於虎，令窮人苦不堪言。最近12個月食物價格上升8.9%，水電費用上升7.9%，交通費用上升4.2%。但是預計2011年的薪水只會上升3.5%。（ECA全球調薪趨勢大調查）
香 港的堅尼系數（聯合國用來量度貧窮差距的指標）亦反映出類近情況。由1996年的51.8上升至最近紀綠2006年的53.3。這令到香港成為所有發達資 本主義經濟體中最不平等的一個，並名列全球15個最差的經濟體。相較之下，美國的堅尼系數為45.0，英國的則為34.0。基於這個標準，香港的不平等程 度相當於秘魯(52.0)、薩爾瓦多(52.4)以及智利(54.9)。香港的人均收入為全球第13位高，而智利則為第65位、秘魯則為第95位。為什麼 一個如此富裕的社會會有這麼多窮人和居無定所的人呢？明顯這正是佛利民所指的「資本主義的活動」。
由於賣地帶來的收入，政府不斷有財政盈 餘以及大量財政儲備。正當全世界大部分政府面對龐大赤字，並因應金融巨鱷的要求而大量削減公共開支，香港累積的財政儲備高達10000億，即每人達至50 萬！但政府不動用人民的儲備，去降低師生比例、改善公立醫院人手不足情況、建設大量房屋，卻斷然拒絕任何開支。
以上就是2011年財政預 算案民間怨憤的背景，香港5人中有4人於意見調查中認為政府「儲備太多金錢」。3月-4月間的抗議迫使政府一百八十度轉彎，甚至差不多令財政司司長賠上他 的職位。專制政府於抵抗中生存下來，但其更進一步聲名狼藉。即使政府突然以行賄大眾，向全港居民派發$6000現金(動用$400億儲備)，但民眾普遍認 為這是誤用公帑的行為，應該用於解決其他更迫切的需要上。這筆款項是教育開支($637億)的三分之二，但香港只用其本地生產總值（GDP）的4.4%作 為教育支出—比不丹(5.2%)、辛巴威(4.7%)、衣索比亞(4.6%)更低。
仇富情緒
雖 然暫時政治上仍然欠缺一個意識形態的完整表述，但是不斷深化的社會不安令普遍政治取態產了鉅變。政治激進化當中的一個重要徵兆是仇富及仇商情緒，這受到媒 體及學術界的討論以及深入分析。「地產霸權」這名詞廣泛地出現在政治辯論中，表示地產商及金融惡霸的支配統治。資本主義建制開始意識到政治震盪來臨前預先 的顫抖。作為香港首富及世界第十六位富豪的李嘉誠，近來慨嘆：「香港正被政治化。」李嘉誠主要的兩間公司，長江物業和和記黃埔，擁有合計$6630億港元 的股票市值，相當於香港生產總值(2010年為17000億港元)的38%。
面對社會不斷滋長的反建制情緒，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卻一無所 知，近來公開叫年青人反省一下：「為什麼自己不是下一個李嘉誠？」唐英年發表該當言論，部分是因為想競逐下一任特首，卻惹來各方蔑視。即使香港第十二位富 豪陳啟宗呼應抨擊，指沒有人可以期望成為另一個李嘉誠，包括他自己。陳啟宗的公司恆龍物業涉及北京紫禁城的建福宮醜聞。建福宮被改造成私人獨佔的會員俱樂 部，收取會員費用高達5百萬人民幣。
反建制情緒於香港年青人當中特別激烈，令「八十後」成為一個政治要素，縱使現階段未發展成南歐及阿拉 伯世界的形式，但亦呼應著當地年青人激進化的形勢。對於統治精英敵意十分普遍，以及一個正萌芽但強烈求變的渴望，以及日益提高的行動主義。但是年青人同時 普遍地對政黨產生懷疑，表現了他們低估了真止改變現狀所需要的條件：一個現今資本主義體制以外的政治和經濟替代方案。
2010年4月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一份意見調查指出，超過4分之1受訪者認為只有「激進手段」可以迫使政府聆聽他們的訴求。問及香港是否一個「和諧社會」，只有26.5%的人同意，比起之前的調查數字大跌。
2010 年群眾反對政治不民主的政制方案，以及反對興建全世界最昂貴的高速鐵路，年青人激進化達至新的水平。2011年運動的幟熱度稍為回降，但運動形勢固然有起 有落，而未來將會再次升溫。因為欠缺群眾性組織（特別是工人組織），以不斷地進行工作以提高群眾意識，起落是無可避免的。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 行動縱使仍然是工國委(CWI)中一個規模不大的勢力，但積極與新進的年青人共同參與所有抗爭運動，提醒群眾建設工人政黨的急切性，以及需要一個清晰的反 資本主義及反專制獨裁統治的政治綱領 – 即社會主義政綱。
社會主義在香港基本法是被禁止的，以保証「資本主義」可以至少維持至2047 年！香港政界沒有主流政黨提倡或有意令社會主義變成普遍主流。但即使如此，資本主義建制當局仍然恐懼社會主義理念有可能得到支持。葉劉淑儀所屬的新民黨公 開宣稱「沒有興趣爭取草根及公屋區的選民」（《南華早報》, 2011年3月21日），而葉劉亦於多個報紙專欄執筆，向「社會主義政策」作出警告。
葉 劉淑儀在《南華早報》(2011年1月23日)表示「由於香港的經濟政策制訂停滯不前，它的半民主政府受到日益加重的民粹壓力而倒向社會主義及福利主 義」。葉劉淑儀引用最高工時，國有化過海隧道以及全民退休保障作為社會主義的可怕例子。這些雖然不是社會主義的政策，但這些措施代表著重要的社會改革，而 社會主義者對此會全力支持。只要有足夠的壓力，即使是資本主義政府也可能會被迫應付這些訴求。但是要資助和維護它們以對抗未來資本主義的攻擊，必須沿著社 會主義的路線重新組織社會－以工人階級管理經濟和政府。
香港政治「大陸化」
三月人民 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時，香港青年愈益的激進化成為了與會的討論項目，顯示出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是如何認真的將此當成威脅。中央政府的發言人提出在香港的青年 中植入「愛國主義」的重要性。而中聯辦的宣傳文體部主任郝鐵川在類似的議題上亦捍衛香港學校教育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認為這是「必要的洗腦」。
民 族主義的想法能夠引致很多難以接受而且不能預測的後果，例如相互競爭的政治精英會加劇種族、語言或是地區性的分歧以將公眾的注意力從他們的不當行為移開。 所以，在北京敦促香港有更強的愛國主義教育同時，香港亦出現了一慢反中國大陸的情緒——是反大陸平民的情緒而非其政權。而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住屋費用、通 脹以至到公立醫院產房爆滿都被歸罪於大陸民眾，其實他們不過是無辜的替罪羔羊罷了。在一個最新的意見調查中，70%的人反對大陸新移民領取預算案中派發 的$6000港元。香港政府既不想得罪其在北京的主子，又想保留香港資本家在中國享受的特權，政府的政策於是就將這種反大陸人的情緒升溫。這種政策的其中 一個例子是政府在內地母親來港產子的問題上實行嚴厲的控制，實施了配額制度，而非管制那些濫用公共資源去宣揚賺大錢的「醫療旅遊」的私營牟利者。社會主義 替代就是廢除私營醫療而民主控制一個大規模擴張後的保健部門。
中國的統治者就像他們在阿拉伯世界和世界其餘部分的同行一樣，尤其懼怕年青 人，因為這一代人是最對舊方式保持疑問，並且把握著新的做法。與官方希望透過民族主義的毒藥和中國急速成長的經濟力量的自吹自擂去將年青一代「洗腦」，統 治階級更希望將香港群眾抗議的視野限制，因為他們害怕此對於中國大陸的界外效應。這就促使香港對於「大陸化」和對於中國大陸其餘部分從未享有過的民主權力 會溫水煮蛙地失去有日益增加的關注。
北京政府正向香港政府和司法體系施壓，要它們對「激進示威者」施以鐵腕。在新警務署長曾偉雄上任後， 警隊採用了更具侵略性的警察手段。三月的反財政預算案中，警察對一個年僅八歲的示威者施以胡椒噴霧就是其中明顯的象徵，而此事件亦增加了公眾的不滿。自由 派的評論家史提芬．韋恩斯（Stephen Vines）寫道：「香港還是很慶幸地還未走進專制統治，可是行政機關已經向此方向邁進一大步。」（《南華早報》，2011年5月28日）
更甚者，資產階級陣營已經決定再次測試水溫，打算在2012年新政府成立後，再度恢復嚴厲的《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請見本期雜誌關於23條的文章）
曾 蔭權反民主的政改方案得到了民主黨領袖們背叛（民主運動）的保駕護航，並更加鞏固了這個非民選的官僚政府的模型。而為了防止任何像2010年5月的「公 投」再現而廢除補選的計劃，更是標誌著對專制的更加傾斜。無論是建基於比例代表制或是簡單多數制的選舉制度，沒有一種是容許勝選者被最佳敗選者在他們的議 席出缺時取代。新的制度是行政機關缺乏像事情透徹思考的典型「教科書」式範例。正如一些評論家所言，這鋪平了引發辭職甚至是暗殺（！）的勾結和政治骯髒手 段的道路。
經濟震蕩在前頭
財政司司長在他個人的部落客中警告：「每一日泡沫的風險都 在增加。」政府所推出的收緊房屋市場信貸的措施，最主要並不是為了冷卻資產價格。如湯姆．荷蘭（Tom Holland）所言，「真正」的目標是銀行體系（《南華早報》，2011年6月13日）。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前所未見的資本「流動性」的程度使香港的銀行 有過度擴張它們位置的危險。香港銀行體系的借貸—儲蓄比由2009年的69%升到了今天的82%
由於港元是與美元掛勾，使得金融管理局不 能單邊地調整息口。這就使得香港與歐元區國家一樣在金融上被美國金融政策所束縛。在聯繫匯率制度上有持續的投機活動，將逼使港幣轉向與人民幣掛勾，但是在 短期上尤其由於人民幣不能自由匯兌，未能實現。香港的金融部門這樣像龐大的賭場，十分依賴于其能隨時兌換其籌碼（港元）的能力。這就使香港對美元和其「更 深重」的金融市場持續依賴。
但是對此的代價就是像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近期所警告的那樣，為此付出的代價則是財政政策過度寬鬆，引致一個「信貸推動的資產泡沫」出現。他自己的數據指出銀行的全部信貸在去年增長了29%，是10年中的最高增長。
這 就顯示了香港經濟中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它自身身處於中美資本的「地殼版塊」中一個極度敏感的經濟斷層線上。資產階級因為其在於中國的「南大門」的地位賺了 不可勝數的利潤。但是三個衰退的年代—1998、2003和2008則證明瞭香港受全球經濟狀況改變影響的脆弱性。在每一次經濟衰退中，工人階級都遭到了 或減薪或凍薪的打擊，而經濟要重上軌道則愈來愈艱難。
中國內部的經濟轉移對於香港也有決定性的影響。工業的重心由珠三角向內陸逐步遷移， 而這導致香港和深圳的貨櫃港口市場份額縮少，更多的貨物從內陸省份運往上海出口。這個是長期的一個趨勢，但是當一個短期的震蕩，例如大陸資產泡沫爆破或是 由歐洲的債務違約而引發的新的全球銀行危機出現時，能夠突然地終結香港資本主義現時的投機性發展。
新的經濟動蕩會進一步動搖香港這群不經 選舉產生的統治者所依賴的制度。而以上所有這些，在香港發展的進程和與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切緊密相連，並和對大陸一黨專制的群眾性反抗緊密相連。新的政治劇 變、群眾鬥爭和深化的政治激進化過程會創造條件及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去建立群眾性工人政黨。這就是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直所爭取的事情。
抵抗，社會主義行動(工人國際委員會CWI香港)
今 年的七一大遊行由20萬人積極參與，成為僅次於2003年七月一日50萬人上街遊行以來，十年中最大規模的抗議遊行。上周所發生群眾用腳投票的舉動毫無疑 問地表明瞭香港已進入一個日益激進化的階段，對於政府的仇視將其看作是大地產商和中國專制當局的工具。本文寫於七一大遊行前，發表在最新一期的《社會主義 者》雜誌上。該雜誌由社會主義行動（工國委CWI香港）所發行。本文突出表明了日益惡化的社會危機和亟需社會主義選擇。
香港正面對一個特別形態的政府危機。即使去年經濟增長了7%，但是政府的民望仍然插水。行政長官曾蔭權的民望在5月達歷史性的新低，為29%。
他的以短視和官僚地自以為是聞名的政府，接二連三地製造政治失敗：先是財政預算案的急轉彎，沒人支持的東亞運動會的138億港幣撥款的流產，原意為展示城中富豪慷慨大義的「關愛基金」，但事實上卻揭露了他們的吝嗇成性。除這些以外還有許多例子。
而最近發生的的一宗醜聞則牽涉了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內，他被指控運用不恰當的影響力去讓一家與最大的親北京政黨有聯繫的公司中標。曾俊華在今年較早前的預算 案衝突中已變得極度的不受歡迎。政府推行了一個秘密的意見調查以決定是否裁退曾俊華。這些肥皂劇揭露了政府裡頭的小圈子和他們所統治的人的脫節。
但是由於行政機關是中國專制政權的前哨，使得行政機關是「不能被觸摸的」。由於缺乏了像2003年那樣的政治地震，這個政府很可能跛腳地走完它最後幾個月的 任期。如果我們用「慢鏡頭」去看看曾蔭權民望的粉碎，我們就可看到這更動搖了香港的官僚政府體系。北京或希望在2012年更換領導層後可以為它的統治機器 注入新生命。但即使在建制內部，他們對改變領導層都只是抱有很少熱情，三名主要候選人全數來自資產階級親北京陣營，而他們將會被選民中上層的少數人（即特 首選舉委員會）所選取。
房價「日益可怕」
香港正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所困擾，當經濟猛然 上漲之時，這些問題也日益惡化。而最嚴重的是住房危機。2009年以來，平均房價上升了70％，通常被認為是世界上購買公寓最昂貴的地方。香港普通住房價 格是家庭年均收入的11.4倍。這個房價與收入比在倫敦是 7.2倍，在紐約是6.1倍（Demographia，2011年1月）。即使是曾蔭權，在最近訪問澳大利亞時，也描述房價「非常可怕」。
然 後，他又繼續指責各種外部因素 — 美國的低利率、全球金融危機和中國大陸買家集體進入香港市場 - 而不接受任何歸咎於政府政策的部分。在六月初，香港金融管理局，事實上的中央銀行，實行被描述為「有史以來最嚴格的 」針對地產的銀行貸款，特別是總值超過1000萬港幣的高端物業。曾蔭權與其他高官承諾，如果需要,我們還會採取進一步的措施。曾在澳大利亞表示「我們會 做更多以使[樓市]減緩。但是... ...我們不想做任何事破壞市場」。所使用的關鍵詞曾是「減緩」—— 這就是說如果政府能決定的話, 房價不會下降。
正如湯姆-荷蘭(Tom Holland)在《南華早報》（2011年6月13日）中指出，「儘管談論的都是如何使家庭更能負擔住房，但香港政府並不真正希望樓價下跌。官員們清楚 地知道，香港人把財產作為自己的主要投資，而任何價格的下降將吞噬掉具有發言權的本港中產階級的財富」。
但是，與其說關注作為一個整體的 150萬房主的利益（70％的香港人沒有自己的房產），而政府主要關照的是超級富豪，尤其是那些從目前的房地產泡沫中獲取神話般財富的大地產商。大亨們將 普通房主劫持為人質，利用他們擔心房屋市場低迷阻止任何政府政策的重大改變。根據英國殖民地模式政府擁有所有香港的土地和幾年來一直限制土地供應，以涓涓 細流的方式使少數物業公司壟斷和操縱市場。
由於香港聯繫匯率制度的副作用（港元被迫跟隨美元歷史低位的利率）所造成今日的相對廉宜的借貸成本使一部分受薪工人和較優待遇的工人能夠爬至物業階梯的最低一層（得以購樓置業）。當利息又回到歷史的「正常」位置時，對於很多人來說，按揭的壓力就會「爆煲」。
我 們有迫切需要去每年建立數萬計的新的公共房屋單位用以出租。政府的政策再一次故意限制公共房屋的建造，對於大地產商放任不管。根據香港城市大學在去年所進 行的一項訪問指出，87%的受訪者同意需要建造更多的公共房屋。現在有320,000人尚在公屋的輪候冊上，而當中四分一是平均輪候時間達10年以上的獨 身申請者。
政府已經持續地拖延恢復其在2002年廢棄的政府資助的出售房屋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HOS），但是又是另一個有利於大地產商 的花招。如果政府建立一定數量的價格受政府控制的房屋，而非跟隨市場價格的話，這能反制私營發展商的力量和限制房屋價格。居屋原本是設計來符合所謂「夾心 階層」的要求—他們既不能應付一個市場價格的住宅，也沒有資格申請公屋。即使是二手市場的居屋仍然在近年被更廣泛的市場迅速拉高。在5月，黃大仙一個居屋 單位以五百萬的紀錄售出，比起所謂「夾心階層」所能支付的要高得多。所以即使是這部分的房屋而逐漸落入投機者的手中。
我們不能排除政府在數月間會糾纏於重啟居屋的方案，但這將會是稀釋的形態（最多數千個單位，和至少2-3年才能推出市場）。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提示在10月的施政報告中會包含相關議題。
但 任何的政策轉移比起是回應社會大多數的壓力，更像是應付來自北京的催促。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第一次官式訪港時，斥責了香港政府對於房屋問題的做法。他警告： 「房屋是民生和經濟問題。但如果處理得不好就會成為政治問題。」王光亞的警告是略嫌太遲了，這個政治問題已經到來。與此同時，一些人認為王光亞的說話應該 放諸中國的所有地區，尤其中國大陸房地產價格的巨大泡沫和政府一而再地未能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住房」。近年只有總住宅建造量中的8%是屬於這個範疇。
危險及不合規格的房屋
六 月十五日，土瓜灣唐樓一場可怕的大火造成四人喪生以及十九人受傷。由於建築物整體上處於惡劣狀態，以及它被劃分為擠迫狹窄的板間房出租，令這悲劇變得更 糟。板間房的激增－為了賺取更多租金而把更多貧困租客塞進狹小的空間－消防安全受損，而且一般這些住戶沒法使用防火門。很多租客都是從內地移民到香港。這 些問題是眾所周知的，但政府做的卻少得可憐。政府轄下的市區重建局（市建局）主席張震遠警告說：「超過十一萬家庭居住在不健康和危險的房屋中。」與此同 時，市建局主導的更新項目正在進行中－它正從一些例如深水埗順寧道的地區排除低收入的居民。在市建局的「社會清洗」政策中我們可以見到，它自身只是服務於 發展商和它們想要賺取更高的利潤的慾望。
香港的籠屋慘況是世界醜聞，有超過十萬人被迫生活在這些出租的監房裡。一位對房屋問題具備專業知 識的印度學者來訪香港時驚嘆，香港籠屋的生活環境比印度的貧民窟還要惡劣（《南華早報》, 2011年5月24日）。這十萬名籠屋居民在這城市的云云房屋中是最大的輸家，而公共房屋提供他們唯一的擺脫方法。然而，這些人集中在地區例如深水埗、旺 角、觀塘、土瓜灣及灣仔，甚至沒有被官方統計為無家者。
最近的房屋趨勢朝向甚至更小的「棺材」房，每副「棺材」月租約港幣 $1,200（155美元）。在一個籠裡你或許還可以站立，但你絕不可能在一個「棺材」裡站立，或者用一個密封的碌架床來比喻「棺材」房會更加貼切。
社 會主義行動要求立即興建公屋。每年至少需要興建五萬個單位－而公屋應該優先於新的居屋復建計劃。要使之實行，土地拍賣制度必須從政府官僚及他們的富商好友 手中奪走，以民主方式管理及監察。建造業和銀行必須公有化，而賠償只支付給小股東。作為民主經濟計劃的一部份，這些企業應該由工人階級營運。
超額剝削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大師米爾頓．佛利民 (Milton Friedman), 曾經說過「如果想看見資本主義的活動，到香港吧。」
根 據聯合國的資料，這裡是所有已發展地區中收入不均最嚴重的。引用列寧的語句，少數食利者（rentier state）依靠剪息券（ clipping coupons）為生（請見列寧 -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他們奢華地購買名店如寶格麗（Bvlgari），卡地亞（Cartier）及其他高檔品牌的奢侈品。同時，由於大部 份製造業遷移到內地，越來越多的青年、移民人士及老人被迫進入低薪的服務業，而競爭是相當激烈，工會則十分薄弱或根本不存在。
香港新自由 主義體制有著緊縮規模的公共服務（由幼兒園以至醫院等公共服務被大量外判）、最低限制的工人保障，極少有薪假期及極長超時工作令香港工人福利排列為差不多 全世界最底層。這不但發生在藍領工人，連辦公室職員、教師、專業醫護人員（每週工時60-70小時很普遍）都面對同一處境。香港僱主是全世界最惡形惡相 的。2011年4月一份關於金融、會計及人力資源部門的研究發現，68%香港僱主期望員工於年假期間或下班時間隨時候命，相比之下澳洲的數字為22%，而 新加坡的數字為45%。
五月一日香港通過最低工資立法，企業對此條例的態度反映出其刻薄的想法。失明的工廠工人以及其他殘障工人被迫簽署 新條約，削減工時以減低$28元最低工資所帶來的成本。殘障工人不論其工作年期，都需要經過能力評估。而若果評估結果得出他們的工作表現比正常工人較低， 可能導致薪水削減20-30%。
在香港電台一個烽煙節目裏，一名母親指，她45歲患有中度精神病的兒子被黃大仙的一間麥當勞削減工時，由一天4小時減至一天1.5小時。麥當勞就是以此方法減低成本，每天工資由立法前的$93.6減至$42。該名男士已於麥當勞工作超過20年！
同時亦有不少報告指出，僱主們扣除如廁時間的薪水，又削減用膳時間的工資，或其他飲食及零售業慣常扣人工的手法。一個旅遊業工會投訴，因為公司規避新法例，超過1000名導遊會被解僱或轉到兼職工。導遊依靠賺取旅團的佣金，但於淡季時這將不合乎最低工資標準。
勞工處的一個部門 - 勞工顧問委員會警告，最低工資條例通過後「假自僱」情況增加。低薪工人被迫簽署新條約成為「自僱」，僱主可以逃避支符最低工資以及退休保障金。
這 是否只是香港資產階級中幾個爛蘋果的小把戲呢？非也，香港最大的僱主組織 – 僱主聯合會亦企圖當此先鋒隊，製作一分詳細的最低工資指引，教導僱主走法律罅。親商界的自由黨經過了選舉結果的蒙羞以及退黨潮後，其殘餘分子竟然膽敢提 出，最低工資立法後六個月內要設立「緩衝期」，在這段時間內違法公司亦不會被起訴。
250,000名外藉家庭傭工是被排除於最低工資外的 最大一群。最近他們開始爭取提高那少得可憐的最低工資水平。現時該水平為$3,580，比起1998年經濟危機前的$3860更低。即使政府表示98年的 風暴以及其後2003年和2008年的危機已經過去，但最低工資水平仍然不變。
為了向貧窮宣戰，為所有工人爭取生活工資，工人需要團結起 來克服勞動者的分化，包括外傭與香港本地工人之間、男性與女性之間、年輕與年老工人之間的分化。我們需要一個將工作場所工會化的運動，針對現時沒有工會的 大本營，例如速食店以及飲食業。只要於工作場所培養足夠的工會成員，可以利用「點名責難」運動、工作場所的示威行動、罷工行動。
經過工會及社運人士13年的運動，於政府及企業抵制下最低工資終於成功立法。可是，只有這條法例並不能根本性地改變香港工作貧窮的處境。為了達到這目的，需要建設強大的工人組織 – 工會及工人政黨 －去組織和領導群眾抗爭，並利用法律作向僱主施加壓力。
貧 窮人口正在上升。香港家庭入息中位數於1999年及2009年均為每月$17,500。但於這十年間每月賺取少過$10,000的家庭數目由 498,000增加至649,000。在欠缺老人退休保障底下，老人成為最受打擊的一群。根據樂施會（Oxfam）資料，香港老年貧窮比率於2010年升 至40%。由銀行為其利潤而開發設計的強積金，沿用至今已經榨取$330億港元龐大的行政費用，為80%的香港人視為騙局。大約1百萬名女性（包括家庭主 婦、兼職工人、年老婦人）被排除於強積金之外，並欠缺任何退休信託保障。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 由30個最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組成的遊說團體）報告指，香港一個低薪工人由20歲工作至65歲退休，只能收到他一生所賺取的平均薪水的35%作為退休保 障，而其他OECD國家的平均數字為71%。
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低價信貸的流入令最近通脹猛於虎，令窮人苦不堪言。最近12個月食物價格上升8.9%，水電費用上升7.9%，交通費用上升4.2%。但是預計2011年的薪水只會上升3.5%。（ECA全球調薪趨勢大調查）
香 港的堅尼系數（聯合國用來量度貧窮差距的指標）亦反映出類近情況。由1996年的51.8上升至最近紀綠2006年的53.3。這令到香港成為所有發達資 本主義經濟體中最不平等的一個，並名列全球15個最差的經濟體。相較之下，美國的堅尼系數為45.0，英國的則為34.0。基於這個標準，香港的不平等程 度相當於秘魯(52.0)、薩爾瓦多(52.4)以及智利(54.9)。香港的人均收入為全球第13位高，而智利則為第65位、秘魯則為第95位。為什麼 一個如此富裕的社會會有這麼多窮人和居無定所的人呢？明顯這正是佛利民所指的「資本主義的活動」。
由於賣地帶來的收入，政府不斷有財政盈 餘以及大量財政儲備。正當全世界大部分政府面對龐大赤字，並因應金融巨鱷的要求而大量削減公共開支，香港累積的財政儲備高達10000億，即每人達至50 萬！但政府不動用人民的儲備，去降低師生比例、改善公立醫院人手不足情況、建設大量房屋，卻斷然拒絕任何開支。
以上就是2011年財政預 算案民間怨憤的背景，香港5人中有4人於意見調查中認為政府「儲備太多金錢」。3月-4月間的抗議迫使政府一百八十度轉彎，甚至差不多令財政司司長賠上他 的職位。專制政府於抵抗中生存下來，但其更進一步聲名狼藉。即使政府突然以行賄大眾，向全港居民派發$6000現金(動用$400億儲備)，但民眾普遍認 為這是誤用公帑的行為，應該用於解決其他更迫切的需要上。這筆款項是教育開支($637億)的三分之二，但香港只用其本地生產總值（GDP）的4.4%作 為教育支出—比不丹(5.2%)、辛巴威(4.7%)、衣索比亞(4.6%)更低。
仇富情緒
雖 然暫時政治上仍然欠缺一個意識形態的完整表述，但是不斷深化的社會不安令普遍政治取態產了鉅變。政治激進化當中的一個重要徵兆是仇富及仇商情緒，這受到媒 體及學術界的討論以及深入分析。「地產霸權」這名詞廣泛地出現在政治辯論中，表示地產商及金融惡霸的支配統治。資本主義建制開始意識到政治震盪來臨前預先 的顫抖。作為香港首富及世界第十六位富豪的李嘉誠，近來慨嘆：「香港正被政治化。」李嘉誠主要的兩間公司，長江物業和和記黃埔，擁有合計$6630億港元 的股票市值，相當於香港生產總值(2010年為17000億港元)的38%。
面對社會不斷滋長的反建制情緒，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卻一無所 知，近來公開叫年青人反省一下：「為什麼自己不是下一個李嘉誠？」唐英年發表該當言論，部分是因為想競逐下一任特首，卻惹來各方蔑視。即使香港第十二位富 豪陳啟宗呼應抨擊，指沒有人可以期望成為另一個李嘉誠，包括他自己。陳啟宗的公司恆龍物業涉及北京紫禁城的建福宮醜聞。建福宮被改造成私人獨佔的會員俱樂 部，收取會員費用高達5百萬人民幣。
反建制情緒於香港年青人當中特別激烈，令「八十後」成為一個政治要素，縱使現階段未發展成南歐及阿拉 伯世界的形式，但亦呼應著當地年青人激進化的形勢。對於統治精英敵意十分普遍，以及一個正萌芽但強烈求變的渴望，以及日益提高的行動主義。但是年青人同時 普遍地對政黨產生懷疑，表現了他們低估了真止改變現狀所需要的條件：一個現今資本主義體制以外的政治和經濟替代方案。
2010年4月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的一份意見調查指出，超過4分之1受訪者認為只有「激進手段」可以迫使政府聆聽他們的訴求。問及香港是否一個「和諧社會」，只有26.5%的人同意，比起之前的調查數字大跌。
2010 年群眾反對政治不民主的政制方案，以及反對興建全世界最昂貴的高速鐵路，年青人激進化達至新的水平。2011年運動的幟熱度稍為回降，但運動形勢固然有起 有落，而未來將會再次升溫。因為欠缺群眾性組織（特別是工人組織），以不斷地進行工作以提高群眾意識，起落是無可避免的。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 行動縱使仍然是工國委(CWI)中一個規模不大的勢力，但積極與新進的年青人共同參與所有抗爭運動，提醒群眾建設工人政黨的急切性，以及需要一個清晰的反 資本主義及反專制獨裁統治的政治綱領 – 即社會主義政綱。
社會主義在香港基本法是被禁止的，以保証「資本主義」可以至少維持至2047 年！香港政界沒有主流政黨提倡或有意令社會主義變成普遍主流。但即使如此，資本主義建制當局仍然恐懼社會主義理念有可能得到支持。葉劉淑儀所屬的新民黨公 開宣稱「沒有興趣爭取草根及公屋區的選民」（《南華早報》, 2011年3月21日），而葉劉亦於多個報紙專欄執筆，向「社會主義政策」作出警告。
葉 劉淑儀在《南華早報》(2011年1月23日)表示「由於香港的經濟政策制訂停滯不前，它的半民主政府受到日益加重的民粹壓力而倒向社會主義及福利主 義」。葉劉淑儀引用最高工時，國有化過海隧道以及全民退休保障作為社會主義的可怕例子。這些雖然不是社會主義的政策，但這些措施代表著重要的社會改革，而 社會主義者對此會全力支持。只要有足夠的壓力，即使是資本主義政府也可能會被迫應付這些訴求。但是要資助和維護它們以對抗未來資本主義的攻擊，必須沿著社 會主義的路線重新組織社會－以工人階級管理經濟和政府。
香港政治「大陸化」
三月人民 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時，香港青年愈益的激進化成為了與會的討論項目，顯示出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是如何認真的將此當成威脅。中央政府的發言人提出在香港的青年 中植入「愛國主義」的重要性。而中聯辦的宣傳文體部主任郝鐵川在類似的議題上亦捍衛香港學校教育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認為這是「必要的洗腦」。
民 族主義的想法能夠引致很多難以接受而且不能預測的後果，例如相互競爭的政治精英會加劇種族、語言或是地區性的分歧以將公眾的注意力從他們的不當行為移開。 所以，在北京敦促香港有更強的愛國主義教育同時，香港亦出現了一慢反中國大陸的情緒——是反大陸平民的情緒而非其政權。而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住屋費用、通 脹以至到公立醫院產房爆滿都被歸罪於大陸民眾，其實他們不過是無辜的替罪羔羊罷了。在一個最新的意見調查中，70%的人反對大陸新移民領取預算案中派發 的$6000港元。香港政府既不想得罪其在北京的主子，又想保留香港資本家在中國享受的特權，政府的政策於是就將這種反大陸人的情緒升溫。這種政策的其中 一個例子是政府在內地母親來港產子的問題上實行嚴厲的控制，實施了配額制度，而非管制那些濫用公共資源去宣揚賺大錢的「醫療旅遊」的私營牟利者。社會主義 替代就是廢除私營醫療而民主控制一個大規模擴張後的保健部門。
中國的統治者就像他們在阿拉伯世界和世界其餘部分的同行一樣，尤其懼怕年青 人，因為這一代人是最對舊方式保持疑問，並且把握著新的做法。與官方希望透過民族主義的毒藥和中國急速成長的經濟力量的自吹自擂去將年青一代「洗腦」，統 治階級更希望將香港群眾抗議的視野限制，因為他們害怕此對於中國大陸的界外效應。這就促使香港對於「大陸化」和對於中國大陸其餘部分從未享有過的民主權力 會溫水煮蛙地失去有日益增加的關注。
北京政府正向香港政府和司法體系施壓，要它們對「激進示威者」施以鐵腕。在新警務署長曾偉雄上任後， 警隊採用了更具侵略性的警察手段。三月的反財政預算案中，警察對一個年僅八歲的示威者施以胡椒噴霧就是其中明顯的象徵，而此事件亦增加了公眾的不滿。自由 派的評論家史提芬．韋恩斯（Stephen Vines）寫道：「香港還是很慶幸地還未走進專制統治，可是行政機關已經向此方向邁進一大步。」（《南華早報》，2011年5月28日）
更甚者，資產階級陣營已經決定再次測試水溫，打算在2012年新政府成立後，再度恢復嚴厲的《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請見本期雜誌關於23條的文章）
曾 蔭權反民主的政改方案得到了民主黨領袖們背叛（民主運動）的保駕護航，並更加鞏固了這個非民選的官僚政府的模型。而為了防止任何像2010年5月的「公 投」再現而廢除補選的計劃，更是標誌著對專制的更加傾斜。無論是建基於比例代表制或是簡單多數制的選舉制度，沒有一種是容許勝選者被最佳敗選者在他們的議 席出缺時取代。新的制度是行政機關缺乏像事情透徹思考的典型「教科書」式範例。正如一些評論家所言，這鋪平了引發辭職甚至是暗殺（！）的勾結和政治骯髒手 段的道路。
經濟震蕩在前頭
財政司司長在他個人的部落客中警告：「每一日泡沫的風險都 在增加。」政府所推出的收緊房屋市場信貸的措施，最主要並不是為了冷卻資產價格。如湯姆．荷蘭（Tom Holland）所言，「真正」的目標是銀行體系（《南華早報》，2011年6月13日）。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前所未見的資本「流動性」的程度使香港的銀行 有過度擴張它們位置的危險。香港銀行體系的借貸—儲蓄比由2009年的69%升到了今天的82%
由於港元是與美元掛勾，使得金融管理局不 能單邊地調整息口。這就使得香港與歐元區國家一樣在金融上被美國金融政策所束縛。在聯繫匯率制度上有持續的投機活動，將逼使港幣轉向與人民幣掛勾，但是在 短期上尤其由於人民幣不能自由匯兌，未能實現。香港的金融部門這樣像龐大的賭場，十分依賴于其能隨時兌換其籌碼（港元）的能力。這就使香港對美元和其「更 深重」的金融市場持續依賴。
但是對此的代價就是像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近期所警告的那樣，為此付出的代價則是財政政策過度寬鬆，引致一個「信貸推動的資產泡沫」出現。他自己的數據指出銀行的全部信貸在去年增長了29%，是10年中的最高增長。
這 就顯示了香港經濟中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它自身身處於中美資本的「地殼版塊」中一個極度敏感的經濟斷層線上。資產階級因為其在於中國的「南大門」的地位賺了 不可勝數的利潤。但是三個衰退的年代—1998、2003和2008則證明瞭香港受全球經濟狀況改變影響的脆弱性。在每一次經濟衰退中，工人階級都遭到了 或減薪或凍薪的打擊，而經濟要重上軌道則愈來愈艱難。
中國內部的經濟轉移對於香港也有決定性的影響。工業的重心由珠三角向內陸逐步遷移， 而這導致香港和深圳的貨櫃港口市場份額縮少，更多的貨物從內陸省份運往上海出口。這個是長期的一個趨勢，但是當一個短期的震蕩，例如大陸資產泡沫爆破或是 由歐洲的債務違約而引發的新的全球銀行危機出現時，能夠突然地終結香港資本主義現時的投機性發展。
新的經濟動蕩會進一步動搖香港這群不經 選舉產生的統治者所依賴的制度。而以上所有這些，在香港發展的進程和與中國大陸發生的一切緊密相連，並和對大陸一黨專制的群眾性反抗緊密相連。新的政治劇 變、群眾鬥爭和深化的政治激進化過程會創造條件及一支新的政治力量去建立群眾性工人政黨。這就是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直所爭取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