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背叛的理想與危機四伏的發展
風嵐 中國勞工論（chinaworker.info）
*本文選自《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1期，如欲訂閱《社會主義者》雜誌，請email:shehuizhuyizhe@gmail.com
“7 月1日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的大慶人群中很多其實都是這個國度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中國的未來：崛起的強權，焦慮的國家（China’s future: Rising Power, Anxious State），《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2011年 6月23日）（注：中國共產黨一大會議其實是在1921年7月23日召開的，而非官方紀念的7月1日）近來，《建黨偉業》之類歌功頌德的影片正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放映，各地政府官僚更是花樣百出地組織各種文藝演出和紅歌會以營造喜慶氣氛，甚至將政府供養和控制下的五大宗教組織（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神職人員組織起來大唱紅歌。
7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慶祝中共建黨90周年的大會上進行長篇大論。在這篇長達1萬4千5百字的報告中，工人僅被裝飾性地提及兩次，一次是指1920年代的工人運動，另一次是與農民、知識份子等作為被感謝的對象，除此以外工人階級和階級等沒有絲毫提及；而公有制僅提及一次，還是為了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需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中反復提及人民，卻並沒有解釋“誰是人民”，這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黨，擁有8000萬黨員的所謂“共產主義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的真實寫照。
在鋪天蓋地的紅色盛典之下，90年前的理想早已被背叛，無數犧牲的革命亦已被埋葬。剩下的只有堅硬冰冷的專制與貪婪無度的欲望。中共建黨90年走過的道路，對於今天所有的社會主義者和左翼分子都是一個實在而慘痛的教訓。
中國共產黨的崛起與理想的墮落
二 十世紀初的中國正處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三座大山下深重壓迫之下，社會黑暗、官僚腐敗、資本壓迫、軍閥混戰，民眾苦不堪言。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勝利為全世界受壓迫者指引了一條迥然不同的解放之路。1919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激化了一大批以改造社會為使命的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而中國工人階級也第一次通過罷工等抗爭方式走上政治舞臺。”以俄為師”成為了時代先鋒們的目標。
1920年起在北京、上海、廣州和天津等中國主要大城市紛紛出現了中國第一批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和浙江嘉興召開了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正式組 建中國共產黨。中共一大黨綱開宗明義就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當時全國不過黨員57人，但隨著鬥爭形勢的逐步發展，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國共產黨以工人階級和廣大民眾的利益與解放為宗旨，吸引了一大批工人、知識份子、青年和農民加入其中。
不到6年時間，1927年大革命前，中共人數已經擴展到5萬7千多人，工人黨員有3萬5千人左右，占黨員比例58%。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領導上海80萬工人階級通過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第一次以工人階級的力量推翻軍閥統治。
但是，由於史達林等共產國際官僚集團代表人物的錯誤指揮，稚嫩的中共領導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步步退讓，終導致1927年大革命慘敗，數以十萬計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工農慘死於蔣介石等右派軍閥的屠刀之下，共產黨員數量驟降至1萬多人。（關於大革命失敗的歷史和史達林主義的錯誤可閱讀伊羅生所著的《中國革命的悲劇》和《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1期左仁撰寫的《評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一文）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斯大林操縱的共產國際指揮下，在中共黨內的”大小史達林們”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日益變成少數官僚統治下以農民為主體的政黨。由於客觀環境和階級矛盾，中共仍然在群眾的壓力之下繼續推動激進的社會改變和執行土地革命政策，仍然標榜推翻三座大山壓迫和建立相對公平和進步的新社會。但正如眾多其他史達林主義政黨一樣，它已經從原本以無產階級利益為根本原則的立場墮落成為充滿機會主義的政治組織，在發展中充滿曲折蜿蜒的迂回和試圖贏得資產階級成為自己的盟友，而且 明顯表現出官僚專制、個人獨裁、軍事主義和中派機會主義等波拿巴官僚集團的特徵。（波拿巴主義：馬克思用於描述，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家行政權力歸於一人， 對國家的其他部分和社會上各個階級實現獨裁，並淩駕於社會之上。馬克思以1851年通過政變成為拿破崙三世的路易-波拿巴為例。托洛茨基用此概念來描述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篡奪了蘇聯工人階級政治權力的以史達林為代表的官僚專制集團）
1949年在國際形勢和國內階級矛盾激化的情況下，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分崩離析，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摧枯拉朽贏得政權。1949年革命是一場影響巨大而深遠的歷史性革命，是20世紀僅次於俄國十 月革命最偉大的革命。中共建政後，通過土地改革、國有化工商業（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快速擴張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以及初步建立普惠社會福利保障 體系（仍然落後而不完善的，並存在城鄉二元化的特徵），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億萬民眾的生活和實現了顯著社會進步。（關於人口、工業和社會進步的具體資料和指標可參閱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的《毛澤東的中國及以後：人民共和國歷史》和《鄧小平時代》二書）
但與此同時，中國的億萬工人、農民和廣大勞苦大眾也為中共當局專制、瘋狂和野蠻的統治方式付出了慘重代價。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的大躍進使 2000萬民眾死於可避免的20世紀最嚴重的災荒、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葬送了數以百萬民眾的生活與激情。近30年時間，工人被圈禁在工廠中，而農民被囚困於人民公社裡。雖然名義上（憲法中）人民擁有結社、罷工、言論等自由，最高權力機關是由民眾通過普選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但是在現實中，億萬人民無從真正實踐這些權利，官僚專制集團嚴格監控社會和人民的思想。工人無權組織獨立的工會，必須集體加入官方控制的總工會，更沒有罷工與抗議的自由。文化大革命中工人所謂自組的造反派組織與罷工抗爭更多的成為了上層政治鬥爭的工具，最後也是兔死狗烹遭到嚴酷鎮壓。
資本主義捲土重來
1976 年4月5日，當北京200萬群眾走上天安門廣場反對毛和其繼承人四人幫的極左僵化專制統治時，毛澤東時代和官僚專制下的官僚計劃經濟已經窮途末路。而這一切都為”貌似開明的”鄧小平集團推行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打開了大門，並導致工人階級和社會大眾在政治冷漠中抵抗微弱。1982年，鄧小平先是直接將憲法中規定的”罷工自由”條文刪去，試圖禁止一切工人階級與底層的抗爭。同時，中國共產黨為了維持其統治和官僚集團的特權，大規模地引入資本主義。通過聯產承包責任制瓦解農村集體經濟、大規模私有化工業體系，在商業流通領域大規模引入市場經濟、放鬆對外貿易和金融的管制。而這也導致了社會矛盾激化、嚴重通貨膨脹 和資產階級思想的迅速發展，在各種矛盾的交織下，爆發了數以千萬計群眾參與的1989年民主運動。
鄧小平統治集團6月4日在北京鎮壓的槍聲宣告了從此之後這一政權與徒有言辭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徹底決裂，此後史達林主義的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土崩瓦解，更使資本主義（市場經 濟）成為了中共當局的”唯一歷史性選擇”（歷史性背叛）。所謂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成為了中共當局維持統治僅有的口號，而赤裸裸的利己主義成為了官僚集團的目標。共產主義在的意識形態在中共政權的背叛下冰消瓦解，今時今日耗資億計的太空人升空計畫、奧運亞運的“舉世盛事”、過度發展的鐵路公路等面子工程，淪為專制統治者蠱惑民族主義的工具，使意識形態真空的政權苟延殘存。
在廣大的民眾認知中，這個仍然自稱”共產黨”的政權與工人、農民 和底層民眾已經無甚關係。1978年，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達到3698萬，其中工人黨員693萬，占18.73%。到2009年底，黨員數量增加一倍多達 到7799.5萬名，但其中工人黨員30年間幾乎未有任何增加只有693.7萬，比例更是急劇下降到8.9%。在人民共和國所謂的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中，2011年第十一屆人大上工農代表比例不到10%，在眾多省份百多人的代表團，真正來自基層第一線的工人不過是個位數，而與此同時資本家（所謂的民 營企業家）數量激增，如廣東省等代表團民營企業家人數在三屆人大（10年）增加超過860%。自從2002年修改黨章，將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入黨章後，作為”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代表”資本家也就得以公然入黨。
在1960、70年代，中共當局曾經將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稱為是西方帝國主義用來維持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秩序的代理工具和”富人俱樂部”。 而在21世紀初，中國政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過程中，則將之視為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為此做出種種讓步，並打壓國內反對入世的聲音。今天中國更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內投票權躍居第三，特別提款權（SDR）比重升至6.39%，影響舉足輕重。
中國經濟已經全面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同時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一大外國直接投資（FDI）接收國。而在中國國內，經濟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資料，2010年私營經濟（外資企業+國內民營企業）占GDP比例達到約70%，對國家稅收貢獻私有經濟成分約占六成多，民營企業占全國企業總數 70%，民營經濟從業人員超過1.8億，達到就業人口的75%。
深入骨髓的腐敗與危機四伏的發展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隨著私有化進程的發展，數以萬億計的國有資產賤賣半送，為官僚資本、國際資本和新興資產階級大肆瓜分。所謂剩下的百多家國有大型央企也成為了少數紅色權貴和利益集團的禁臠，與真正創造社會財富的普通勞動群眾毫無關係。腐敗早已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深入骨髓的不治之症。根據多家媒體的報導，中 共最高層的歷屆領導人家庭是富可敵國，如《金融時報》在2010年發佈的《生而為錢——中國的太子党們》中更是點名道姓地指出了包括江澤民、朱鎔基、李瑞環、溫家寶、李長春、曾培炎和劉雲山等前任和現任中共國家領導人子女官商勾結、引進外國資本，通過金融、通信等行業大發其財。（Financial Times,2010年03月29日，To the money born）為此，坊間群眾傳言，中共”反腐，亡黨，不反腐，則亡國”。
近日，國內外媒體紛紛引述央行人民銀行在網站上發佈的報告《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失蹤官員 人數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但將該報告評定為優秀金融調研報告的中國金融學會立即發佈聲明，引用的有關外逃貪官、 金額的資料嚴重失實，希望媒體及公眾勿要採信。而此前有過媒體披露中國的億萬富翁中有90%是高幹子弟，也被當局”闢謠”。
但是，正如網路上眾多讀者的回應，”中國有貪官麼？中國有貪官外逃麼？中國有貪官外逃卷走大筆資金麼？”假如這些問題不回答清楚，官方的任何闢謠顯得蒼白無力，而二十多年來中共政府迄今未敢推行官員幹部的財產公示制度恐怕為”謠言”提供了最好的注腳。
三十年間，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平均增長10%以上），其實很大程度上是過去計劃經濟的積累（人力資本、工業設施和資源）的集中釋放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為追求利潤轉移實體生產與擴張資本主義市場的共同運作結果。所謂”令人炫目的”發展並沒有給中國民眾帶來普遍性分享的經濟成果。中國正從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迅速變成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中國10%的最富有人口控制了社會41.4%的財 富。福布斯網站公佈的2010 年中國億萬富翁（以美元計）的數量超過了115人僅次於美國，中國也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市場；但與此同時中國仍然有兩億多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 1.25美元，5-6億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3美元。當紅色權貴和資本新富們燈紅酒綠之時，貧苦大眾的生活則貧病無著。曾經建立起來的基本社會保障體系也被毀壞一空，住房、教育與醫療成為了普通民眾的”新三座大山”。
1993年到2007年，中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比重由49.49%降至 39.74%，而在過去二十二年裡，資本報酬比重反升兩成。從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了近30年， 工資卻只有美國的1／20，日本的1／24。在製造業領域，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
專制殘酷的打壓與遍地烽火的反抗
90 年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工人階級為依歸，由一群熱血青年和知識份子組建的工人政黨，如今早已經徹底墮落成為了一個依賴一黨專制官僚主義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政商權力利益集團。而由此導致中國階級矛盾日益嚴重和社會衝突四起。群體事件（含罷工、集會、抗議和騷亂等）從1993年時的8700起增加到 2010年超過27萬起。今年各種惡性暴力群體事件更是層出不窮，規模越來越大，持續時間越來越長，暴力程度越來越激烈。
國家從來就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托洛茨基在《蘇聯官僚集團的波拿巴主義哲學》一文中說，“社會不平等本身就是國家存在的最好解釋。不平等始終需要警衛，因為特權需要保護，而無權無勢者的反抗需要懲罰，這便是歷史意義上的全部國家的工作！”
為此，一黨專制的國家機器如今的終極使命就是維護資產階級與特權精英的”可持續的”剝削與統治。在四處烽火的中國，當局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大規模的鎮壓與整肅，對左派和右翼的挑戰者採取嚴厲打擊，封閉與遮罩各種異議網站，監控網上輿論。其中包括重判劉曉波與監禁艾未未，秘密拘捕毛派地下組織和驅散群眾紅歌會。面對中東革命所引發的所謂”茉莉花革命”更是廣布眼線、戒備森嚴。迄今已經有數百名不同階級、背景和傾向的政治異議分子與維權分子被當局監禁、拘捕、 軟禁和”被失蹤”。
中南海裡的袞袞諸公本以為經此一番打壓，自然做到”萬馬齊喑”，可以唯我獨尊地喜迎慶典。但未想現實資本主義矛盾與專制統治危機導致的群眾性反抗又豈是鎮壓威嚇就能扼制的？近來在中國各地，如廣東、湖北、內蒙古等地，發生的抗議與騷亂表明長期以來的專制獨裁統治是不可能長久維繫下去的。（請點擊參看本網站文章《中國：一個憤怒的夏季》）
90 年過去了，”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早已死去，但革命的理想並未死去。歷史的發展規律決定著，無論多少曲折和荊棘，革命仍然在向前不斷發展。今天，中國新一代社會主義者、工人階級、激進青年和勞苦大眾將重新團結起來高擎起九十年前的那面紅旗，自下而上地推動新的工人階級抗爭和社會主義運動，並將之與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緊密聯繫起來。
風嵐 中國勞工論（chinaworker.info）
*本文選自《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1期，如欲訂閱《社會主義者》雜誌，請email:shehuizhuyizhe@gmail.com
“7 月1日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的大慶人群中很多其實都是這個國度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中國的未來：崛起的強權，焦慮的國家（China’s future: Rising Power, Anxious State），《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2011年 6月23日）（注：中國共產黨一大會議其實是在1921年7月23日召開的，而非官方紀念的7月1日）近來，《建黨偉業》之類歌功頌德的影片正在全國各地如火如荼地放映，各地政府官僚更是花樣百出地組織各種文藝演出和紅歌會以營造喜慶氣氛，甚至將政府供養和控制下的五大宗教組織（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神職人員組織起來大唱紅歌。
7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慶祝中共建黨90周年的大會上進行長篇大論。在這篇長達1萬4千5百字的報告中，工人僅被裝飾性地提及兩次，一次是指1920年代的工人運動，另一次是與農民、知識份子等作為被感謝的對象，除此以外工人階級和階級等沒有絲毫提及；而公有制僅提及一次，還是為了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需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中反復提及人民，卻並沒有解釋“誰是人民”，這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黨，擁有8000萬黨員的所謂“共產主義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的真實寫照。
在鋪天蓋地的紅色盛典之下，90年前的理想早已被背叛，無數犧牲的革命亦已被埋葬。剩下的只有堅硬冰冷的專制與貪婪無度的欲望。中共建黨90年走過的道路，對於今天所有的社會主義者和左翼分子都是一個實在而慘痛的教訓。
中國共產黨的崛起與理想的墮落
二 十世紀初的中國正處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三座大山下深重壓迫之下，社會黑暗、官僚腐敗、資本壓迫、軍閥混戰，民眾苦不堪言。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勝利為全世界受壓迫者指引了一條迥然不同的解放之路。1919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激化了一大批以改造社會為使命的中國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而中國工人階級也第一次通過罷工等抗爭方式走上政治舞臺。”以俄為師”成為了時代先鋒們的目標。
1920年起在北京、上海、廣州和天津等中國主要大城市紛紛出現了中國第一批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和浙江嘉興召開了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正式組 建中國共產黨。中共一大黨綱開宗明義就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當時全國不過黨員57人，但隨著鬥爭形勢的逐步發展，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國共產黨以工人階級和廣大民眾的利益與解放為宗旨，吸引了一大批工人、知識份子、青年和農民加入其中。
不到6年時間，1927年大革命前，中共人數已經擴展到5萬7千多人，工人黨員有3萬5千人左右，占黨員比例58%。中國共產黨成功地領導上海80萬工人階級通過總同盟罷工和武裝起義第一次以工人階級的力量推翻軍閥統治。
但是，由於史達林等共產國際官僚集團代表人物的錯誤指揮，稚嫩的中共領導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步步退讓，終導致1927年大革命慘敗，數以十萬計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工農慘死於蔣介石等右派軍閥的屠刀之下，共產黨員數量驟降至1萬多人。（關於大革命失敗的歷史和史達林主義的錯誤可閱讀伊羅生所著的《中國革命的悲劇》和《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1期左仁撰寫的《評伊羅生<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一文）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斯大林操縱的共產國際指揮下，在中共黨內的”大小史達林們”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日益變成少數官僚統治下以農民為主體的政黨。由於客觀環境和階級矛盾，中共仍然在群眾的壓力之下繼續推動激進的社會改變和執行土地革命政策，仍然標榜推翻三座大山壓迫和建立相對公平和進步的新社會。但正如眾多其他史達林主義政黨一樣，它已經從原本以無產階級利益為根本原則的立場墮落成為充滿機會主義的政治組織，在發展中充滿曲折蜿蜒的迂回和試圖贏得資產階級成為自己的盟友，而且 明顯表現出官僚專制、個人獨裁、軍事主義和中派機會主義等波拿巴官僚集團的特徵。（波拿巴主義：馬克思用於描述，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家行政權力歸於一人， 對國家的其他部分和社會上各個階級實現獨裁，並淩駕於社會之上。馬克思以1851年通過政變成為拿破崙三世的路易-波拿巴為例。托洛茨基用此概念來描述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篡奪了蘇聯工人階級政治權力的以史達林為代表的官僚專制集團）
1949年在國際形勢和國內階級矛盾激化的情況下，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分崩離析，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摧枯拉朽贏得政權。1949年革命是一場影響巨大而深遠的歷史性革命，是20世紀僅次於俄國十 月革命最偉大的革命。中共建政後，通過土地改革、國有化工商業（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快速擴張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以及初步建立普惠社會福利保障 體系（仍然落後而不完善的，並存在城鄉二元化的特徵），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億萬民眾的生活和實現了顯著社會進步。（關於人口、工業和社會進步的具體資料和指標可參閱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的《毛澤東的中國及以後：人民共和國歷史》和《鄧小平時代》二書）
但與此同時，中國的億萬工人、農民和廣大勞苦大眾也為中共當局專制、瘋狂和野蠻的統治方式付出了慘重代價。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的大躍進使 2000萬民眾死於可避免的20世紀最嚴重的災荒、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葬送了數以百萬民眾的生活與激情。近30年時間，工人被圈禁在工廠中，而農民被囚困於人民公社裡。雖然名義上（憲法中）人民擁有結社、罷工、言論等自由，最高權力機關是由民眾通過普選產生的人民代表大會。但是在現實中，億萬人民無從真正實踐這些權利，官僚專制集團嚴格監控社會和人民的思想。工人無權組織獨立的工會，必須集體加入官方控制的總工會，更沒有罷工與抗議的自由。文化大革命中工人所謂自組的造反派組織與罷工抗爭更多的成為了上層政治鬥爭的工具，最後也是兔死狗烹遭到嚴酷鎮壓。
資本主義捲土重來
1976 年4月5日，當北京200萬群眾走上天安門廣場反對毛和其繼承人四人幫的極左僵化專制統治時，毛澤東時代和官僚專制下的官僚計劃經濟已經窮途末路。而這一切都為”貌似開明的”鄧小平集團推行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打開了大門，並導致工人階級和社會大眾在政治冷漠中抵抗微弱。1982年，鄧小平先是直接將憲法中規定的”罷工自由”條文刪去，試圖禁止一切工人階級與底層的抗爭。同時，中國共產黨為了維持其統治和官僚集團的特權，大規模地引入資本主義。通過聯產承包責任制瓦解農村集體經濟、大規模私有化工業體系，在商業流通領域大規模引入市場經濟、放鬆對外貿易和金融的管制。而這也導致了社會矛盾激化、嚴重通貨膨脹 和資產階級思想的迅速發展，在各種矛盾的交織下，爆發了數以千萬計群眾參與的1989年民主運動。
鄧小平統治集團6月4日在北京鎮壓的槍聲宣告了從此之後這一政權與徒有言辭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徹底決裂，此後史達林主義的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土崩瓦解，更使資本主義（市場經 濟）成為了中共當局的”唯一歷史性選擇”（歷史性背叛）。所謂的”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成為了中共當局維持統治僅有的口號，而赤裸裸的利己主義成為了官僚集團的目標。共產主義在的意識形態在中共政權的背叛下冰消瓦解，今時今日耗資億計的太空人升空計畫、奧運亞運的“舉世盛事”、過度發展的鐵路公路等面子工程，淪為專制統治者蠱惑民族主義的工具，使意識形態真空的政權苟延殘存。
在廣大的民眾認知中，這個仍然自稱”共產黨”的政權與工人、農民 和底層民眾已經無甚關係。1978年，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達到3698萬，其中工人黨員693萬，占18.73%。到2009年底，黨員數量增加一倍多達 到7799.5萬名，但其中工人黨員30年間幾乎未有任何增加只有693.7萬，比例更是急劇下降到8.9%。在人民共和國所謂的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中，2011年第十一屆人大上工農代表比例不到10%，在眾多省份百多人的代表團，真正來自基層第一線的工人不過是個位數，而與此同時資本家（所謂的民 營企業家）數量激增，如廣東省等代表團民營企業家人數在三屆人大（10年）增加超過860%。自從2002年修改黨章，將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加入黨章後，作為”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代表”資本家也就得以公然入黨。
在1960、70年代，中共當局曾經將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GATT）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稱為是西方帝國主義用來維持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秩序的代理工具和”富人俱樂部”。 而在21世紀初，中國政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過程中，則將之視為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為此做出種種讓步，並打壓國內反對入世的聲音。今天中國更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內投票權躍居第三，特別提款權（SDR）比重升至6.39%，影響舉足輕重。
中國經濟已經全面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中，同時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一大外國直接投資（FDI）接收國。而在中國國內，經濟結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資料，2010年私營經濟（外資企業+國內民營企業）占GDP比例達到約70%，對國家稅收貢獻私有經濟成分約占六成多，民營企業占全國企業總數 70%，民營經濟從業人員超過1.8億，達到就業人口的75%。
深入骨髓的腐敗與危機四伏的發展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間，隨著私有化進程的發展，數以萬億計的國有資產賤賣半送，為官僚資本、國際資本和新興資產階級大肆瓜分。所謂剩下的百多家國有大型央企也成為了少數紅色權貴和利益集團的禁臠，與真正創造社會財富的普通勞動群眾毫無關係。腐敗早已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深入骨髓的不治之症。根據多家媒體的報導，中 共最高層的歷屆領導人家庭是富可敵國，如《金融時報》在2010年發佈的《生而為錢——中國的太子党們》中更是點名道姓地指出了包括江澤民、朱鎔基、李瑞環、溫家寶、李長春、曾培炎和劉雲山等前任和現任中共國家領導人子女官商勾結、引進外國資本，通過金融、通信等行業大發其財。（Financial Times,2010年03月29日，To the money born）為此，坊間群眾傳言，中共”反腐，亡黨，不反腐，則亡國”。
近日，國內外媒體紛紛引述央行人民銀行在網站上發佈的報告《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失蹤官員 人數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但將該報告評定為優秀金融調研報告的中國金融學會立即發佈聲明，引用的有關外逃貪官、 金額的資料嚴重失實，希望媒體及公眾勿要採信。而此前有過媒體披露中國的億萬富翁中有90%是高幹子弟，也被當局”闢謠”。
但是，正如網路上眾多讀者的回應，”中國有貪官麼？中國有貪官外逃麼？中國有貪官外逃卷走大筆資金麼？”假如這些問題不回答清楚，官方的任何闢謠顯得蒼白無力，而二十多年來中共政府迄今未敢推行官員幹部的財產公示制度恐怕為”謠言”提供了最好的注腳。
三十年間，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平均增長10%以上），其實很大程度上是過去計劃經濟的積累（人力資本、工業設施和資源）的集中釋放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為追求利潤轉移實體生產與擴張資本主義市場的共同運作結果。所謂”令人炫目的”發展並沒有給中國民眾帶來普遍性分享的經濟成果。中國正從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迅速變成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中國10%的最富有人口控制了社會41.4%的財 富。福布斯網站公佈的2010 年中國億萬富翁（以美元計）的數量超過了115人僅次於美國，中國也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市場；但與此同時中國仍然有兩億多人口每天生活費不足 1.25美元，5-6億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3美元。當紅色權貴和資本新富們燈紅酒綠之時，貧苦大眾的生活則貧病無著。曾經建立起來的基本社會保障體系也被毀壞一空，住房、教育與醫療成為了普通民眾的”新三座大山”。
1993年到2007年，中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比重由49.49%降至 39.74%，而在過去二十二年裡，資本報酬比重反升兩成。從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了近30年， 工資卻只有美國的1／20，日本的1／24。在製造業領域，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
專制殘酷的打壓與遍地烽火的反抗
90 年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工人階級為依歸，由一群熱血青年和知識份子組建的工人政黨，如今早已經徹底墮落成為了一個依賴一黨專制官僚主義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政商權力利益集團。而由此導致中國階級矛盾日益嚴重和社會衝突四起。群體事件（含罷工、集會、抗議和騷亂等）從1993年時的8700起增加到 2010年超過27萬起。今年各種惡性暴力群體事件更是層出不窮，規模越來越大，持續時間越來越長，暴力程度越來越激烈。
國家從來就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托洛茨基在《蘇聯官僚集團的波拿巴主義哲學》一文中說，“社會不平等本身就是國家存在的最好解釋。不平等始終需要警衛，因為特權需要保護，而無權無勢者的反抗需要懲罰，這便是歷史意義上的全部國家的工作！”
為此，一黨專制的國家機器如今的終極使命就是維護資產階級與特權精英的”可持續的”剝削與統治。在四處烽火的中國，當局自去年下半年開始大規模的鎮壓與整肅，對左派和右翼的挑戰者採取嚴厲打擊，封閉與遮罩各種異議網站，監控網上輿論。其中包括重判劉曉波與監禁艾未未，秘密拘捕毛派地下組織和驅散群眾紅歌會。面對中東革命所引發的所謂”茉莉花革命”更是廣布眼線、戒備森嚴。迄今已經有數百名不同階級、背景和傾向的政治異議分子與維權分子被當局監禁、拘捕、 軟禁和”被失蹤”。
中南海裡的袞袞諸公本以為經此一番打壓，自然做到”萬馬齊喑”，可以唯我獨尊地喜迎慶典。但未想現實資本主義矛盾與專制統治危機導致的群眾性反抗又豈是鎮壓威嚇就能扼制的？近來在中國各地，如廣東、湖北、內蒙古等地，發生的抗議與騷亂表明長期以來的專制獨裁統治是不可能長久維繫下去的。（請點擊參看本網站文章《中國：一個憤怒的夏季》）
90 年過去了，”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早已死去，但革命的理想並未死去。歷史的發展規律決定著，無論多少曲折和荊棘，革命仍然在向前不斷發展。今天，中國新一代社會主義者、工人階級、激進青年和勞苦大眾將重新團結起來高擎起九十年前的那面紅旗，自下而上地推動新的工人階級抗爭和社會主義運動，並將之與世界範圍內的社會主義運動緊密聯繫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