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工人政黨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完美聖嬰，而是無數艱苦鬥爭與運動高潮的痛苦產兒。社會主義者今天的所有努力都應指向未來的鬥爭，為此我們沒有空談的閒情逸致，必須埋頭苦幹，竭盡所能介入群眾運動，鼓動工人起來鬥爭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與社會主義行動
《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行動(以下簡稱“社義行動”)近日知悉中國大陸托派分子秋火等一些左翼青年的來信與批評。來信與批評中就社會主義行動與社會民主連線合作參與香港區議會競選一事，以及對社會主義行動就此對香港左翼21所作的公開回復進行尖銳批評。《社會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行動決定在此公開回應，以說明我們社會主義者在此問題上所秉持的立場和採取的策略。
我們歡迎交流，也歡迎批評；我們支持合作，也支持競爭，只要這些都有益於階級鬥爭發展、推動工人運動和新群眾性工人政黨的建立。
（注：社義行動就區議會選舉問題回應左翼21的文章為《回應指摘：為甚麼社會主義行動參加區議會選舉？》（以下簡稱〝回應指摘〞）發表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連結為http://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1643/
我們歡迎交流，也歡迎批評；我們支持合作，也支持競爭，只要這些都有益於階級鬥爭發展、推動工人運動和新群眾性工人政黨的建立。
（注：社義行動就區議會選舉問題回應左翼21的文章為《回應指摘：為甚麼社會主義行動參加區議會選舉？》（以下簡稱〝回應指摘〞）發表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連結為http://chinaworker.info/zh/content/news/1643/
秋火批評社義行動的文章為《我看工國委如何回應〝與社民連提名參選〞爭議》（以下簡稱〝我看工國委〞），發表在星火新青年論壇：http://www.youth-sparks.com/bbs/viewthread.php?tid=3267&extra=page%3D1）
首先，秋火在〝我看工國委〞一文中提到〝革命社會主義在原則上支持參加議會選舉〞。在此我們必須說明，社會主義者從來沒有〝支持參加議會選舉〞這一原則。社會主義者在是否參與和如何運用議會選舉的問題上，取決於階級鬥爭客觀形勢、革命力量對比和議會與選舉本身的性質，而並沒有什麼〝支持參加議會選舉的原則〞。歷史上社會主義者的實踐也是如此，1905年布爾什維克抵制了俄國杜馬選舉，1918年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蘇維埃頒佈法令取消了舊的立憲會議。
正如社義行動在〝回應指摘〞一文中指出的，列寧指出的，〝馬克思主義者捍衛政治原則時堅如磐石，運用策略時則靈活變通。〞具體情況需要具體分析，正視客觀現實，理解矛盾統一，這是唯物辯證法分析問題重要的方法論。
首先，秋火在〝我看工國委〞一文中提到〝革命社會主義在原則上支持參加議會選舉〞。在此我們必須說明，社會主義者從來沒有〝支持參加議會選舉〞這一原則。社會主義者在是否參與和如何運用議會選舉的問題上，取決於階級鬥爭客觀形勢、革命力量對比和議會與選舉本身的性質，而並沒有什麼〝支持參加議會選舉的原則〞。歷史上社會主義者的實踐也是如此，1905年布爾什維克抵制了俄國杜馬選舉，1918年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蘇維埃頒佈法令取消了舊的立憲會議。
正如社義行動在〝回應指摘〞一文中指出的，列寧指出的，〝馬克思主義者捍衛政治原則時堅如磐石，運用策略時則靈活變通。〞具體情況需要具體分析，正視客觀現實，理解矛盾統一，這是唯物辯證法分析問題重要的方法論。
其次，社義行動與社民連達成協議參選區議會選舉，通過暫時性的策略合作令未註冊的社義行動可以參與區議會選舉。令我們有機會於選舉運動期間接觸廣大基層工人、婦女、長者及青年，宣傳社會主義政策及綱領。我們參選的元州和蘇屋選區是香港收入最低的地區，當地居住大量底層勞動民眾和南亞少數族裔。這一選區此前並無社民連參選過，我們在當地是以社義行動的身份進行宣傳活動，明確說明我們是工國委(CWI)的一部分，是社會主義者。
在選舉期間，社義行動派發超過50000張宣傳傳單以及12000張選舉宣言，傳單使用語言包括中文、英文、泰加羅語及烏爾都語。我們組織了兩次抗議行動反對私有化及壟斷，並每天進行街站宣傳。每一份傳單、宣言和演說都是社義行動內部獨立討論和寫作的，而非是社民連的政治宣傳材料。因此，我們可以自豪地說我們在政治上保持了完全的獨立。
社義行動和候選人鄧美晶根據過渡綱領的原則提出明確的競選綱領，將日常鬥爭聯繫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其中包括：粉碎地產霸權、踢走大財團大商家（〝地產霸權〞一詞廣泛流行於香港，形容地產商操控香港政治經濟橫行無忌）；公營化大企業及銀行、歸於公共民主管理；反對廿三條惡法、結束一黨專政、爭取立即實現普選，組成真正人民議會；聯繫香港及內地的民主抗爭至推翻資本主義；建設戰鬥性工人政黨，推進社會主義運動。雖然有社民連成員批評我們的口號〝過於左傾〞難以吸納群眾，亦有勸止我們觸及〝過於敏感〞的外傭權利議題。而秋火對社義行動的綱領沒有基本瞭解，卻急於批判我們支援改良主義綱領。
通過紮根於基層的積極宣傳，〝社會主義行動〞之名為元州邨的基層工人及青年所熟悉。大部分投票支持鄧美晶的選民都具有強烈意識支持社義行動；不少選民甚至承認不會投給社民連，而是只投票支持社義行動。對於瞭解此簡單易明的策略運用，元州邨群眾的覺悟似乎比一眾左翼〝精英〞更高！
社義行動與社民連同樣站在香港政治光譜上的左翼，但是政綱與目標截然不同，就特定行動及目標（選舉）上達成暫時性聯盟。在選舉中，社義行動同時呼籲其他選區的選民投票支持該選區的社民連候選人。社民連作為香港最激進及捍衛基層的主流政黨，選舉成功能對資本建制及北京中央構成壓力，能有效強化未來群眾鬥爭為未來建設左翼力量的鋪路。相反，當今社民連於選舉中受到挫敗，建制派必然以〝暴力抗爭〞及〝支持外傭居港權〞不得民心為藉口，為合理化警方鎮壓及種族主義大開方便之門。呼籲投票支持社民連，整體上是維護工人階級整體利益的行動。
秋火在〝我看工國委〞一文中說，〝（社義行動）的回復是在回避社民連的基本階級性質判斷，回避問題實質。〞，並提及了他在2011年4月寫的一篇文章〝政治投機傾向與工人革命政治的探索〞。但我們要明確地說明是，秋火顯然並不真正瞭解社義行動對社民連的分析與立場，並沒有閱讀過社義行動的相關文章，而只是基於自己的一知半解和臆測。
因為，早在2011年1月工國委香港支持者就社民連分裂發表的分析文章〝香港：社民連的分裂〞一文中就明確說明，
社義行動和候選人鄧美晶根據過渡綱領的原則提出明確的競選綱領，將日常鬥爭聯繫到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其中包括：粉碎地產霸權、踢走大財團大商家（〝地產霸權〞一詞廣泛流行於香港，形容地產商操控香港政治經濟橫行無忌）；公營化大企業及銀行、歸於公共民主管理；反對廿三條惡法、結束一黨專政、爭取立即實現普選，組成真正人民議會；聯繫香港及內地的民主抗爭至推翻資本主義；建設戰鬥性工人政黨，推進社會主義運動。雖然有社民連成員批評我們的口號〝過於左傾〞難以吸納群眾，亦有勸止我們觸及〝過於敏感〞的外傭權利議題。而秋火對社義行動的綱領沒有基本瞭解，卻急於批判我們支援改良主義綱領。
通過紮根於基層的積極宣傳，〝社會主義行動〞之名為元州邨的基層工人及青年所熟悉。大部分投票支持鄧美晶的選民都具有強烈意識支持社義行動；不少選民甚至承認不會投給社民連，而是只投票支持社義行動。對於瞭解此簡單易明的策略運用，元州邨群眾的覺悟似乎比一眾左翼〝精英〞更高！
社義行動與社民連同樣站在香港政治光譜上的左翼，但是政綱與目標截然不同，就特定行動及目標（選舉）上達成暫時性聯盟。在選舉中，社義行動同時呼籲其他選區的選民投票支持該選區的社民連候選人。社民連作為香港最激進及捍衛基層的主流政黨，選舉成功能對資本建制及北京中央構成壓力，能有效強化未來群眾鬥爭為未來建設左翼力量的鋪路。相反，當今社民連於選舉中受到挫敗，建制派必然以〝暴力抗爭〞及〝支持外傭居港權〞不得民心為藉口，為合理化警方鎮壓及種族主義大開方便之門。呼籲投票支持社民連，整體上是維護工人階級整體利益的行動。
秋火在〝我看工國委〞一文中說，〝（社義行動）的回復是在回避社民連的基本階級性質判斷，回避問題實質。〞，並提及了他在2011年4月寫的一篇文章〝政治投機傾向與工人革命政治的探索〞。但我們要明確地說明是，秋火顯然並不真正瞭解社義行動對社民連的分析與立場，並沒有閱讀過社義行動的相關文章，而只是基於自己的一知半解和臆測。
因為，早在2011年1月工國委香港支持者就社民連分裂發表的分析文章〝香港：社民連的分裂〞一文中就明確說明，
〝社民連一直未能發展出群眾性或者準群眾性的成員基礎，也未能明確界定成員結構和分支機搆。它仍然是一個相當鬆散的〝準政黨〞。……社民連內部包括了一個混合的多樣化的政治取向，從政治上認同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一端到認同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的另一端。……殊為不幸的是它不是一個工人政黨，也沒有通過工作場所和基層工會分會有機連接起來。〞
所以，社義行動從無回避對社民連階級本質之立場，更無將之定性為〝工人階級政黨〞，也沒有簡略化地用〝激進左翼政治組織〞來詮釋社民連，而是將之視為〝一個建立工人政黨之左翼平臺，……邁向組建一個新工人政黨的踏腳石（註：是踏腳石，而非基石）。但是，由於其政治混淆和缺乏成員結構，因此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方面保持獨立的組織形態，一方面積極尋求與社民連的合作，特別是與其中重要的左翼。〞最近的選舉期間，我們還向包括社民連在內的激進民主派提出警告，因為他們沒有對建制派進行的反外籍傭工的種族主義宣傳進行堅定的回復。
但在所有這些議題上，我們不是空泛地為批評而批評，而是通過我們實際行動以指引鬥爭道路。例如在捍衛外籍傭工權利的問題上，我們反擊種族主義謠言，散發了2000份傳單並組織了三場反對種族主義者的示威。這些活動得到了媒體的報導，但是，這些反種族主義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某些左翼團體所故意忽視。他們一方面低估了香港種族主義的危險性；遺憾的是，另一方面又由於宗派主義，在某些情況下消極地對待社義行動（工國委CWI）組織的反對種族主義的活動。
如將社民連定性為〝小資產階級政黨〞或者〝改良主義政黨〞，這也絕對沒有必要關上與之合作的大門。列寧和托洛茨基同樣將孟什維克及社會民主黨定性為小資產階級政黨，布爾什維克曾經與孟什維克同在社會民主工黨中長達十餘年之久。列寧曾經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建議英國共產黨人與工黨右翼達成選舉協定上的〝妥協〞：
〝在我看來，英國共產主義者應當根據第三國際的原則，在必須參加議會的條件下，把自己的四個黨派（四個黨派都很弱，其中有的非常非常弱）合併成一個共產黨。由共產黨向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提議達成〝妥協〞，達成競選協定：共同反對勞合．喬治和保守黨人的聯盟，按照工人投給工黨和共產黨的票數（不是選票，而是另行投票）來分配議席，並保留各自進行鼓動、宣傳和政治活動的最充分的自由。沒有最後這個條件，當然就不能同他們結成同盟，否則就是背叛了；英國共產主義者絕對必須保持和堅持揭露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的最充分的自由，如同俄國布爾什維克曾經保持（1903─1917年的15年內）和堅持了揭露俄國的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即揭露孟什維克的最充分的自由一樣。〞
保留各自進行鼓動、宣傳和政治活動的最充分的自由–以上恰恰是我們跟社民連合作的實際情況。固然，社義行動仍然是一支規模很小的生力軍，而社民連比1920年的英國工黨規模更小，但在政治原則上是完全共通的。
此外，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關於介入的原則性考慮》（Principled Considerations on Entry）一信中回覆英國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托派）是否加入從英國工黨分裂出來的英國獨立工黨（ILP）的問題，進行了如下的評論，〝在面對任何中派主義的團體時，有必要瞭解它的發展方向，是從右向左發展，還是從左向右發展。……一個馬克思政黨在形成的過程中通常是做一個中派主義或者一個改良主義政黨的一個派別。因此，布爾什維克有好幾年的時間與孟什維克一起留在同一的政黨中。〞
社民連並非一個群眾性政黨，只能於選舉平臺有一定發聲能力，而其組織架構並未成熟，更無官僚結構，內部仍有十分開放的政治討論空間。更重要的是，社民連有不少左翼年青成員認同〝反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之理念，也深刻認識到組建組織的必要性。相比起左翼廿一部分無政府主義傾向的青年，誤以為鬆散的〝自發行動〞足以挑戰強大國家機器，社民連其中的青年左翼成員卻明白到要挑戰資本建制及政府，政黨是必要的。此意識上已經向建立工人政府邁向一步！
秋火用〝亂七八糟的垃圾大雜燴〞形容〝社民連〞，卻不肯承認社民連內部的左翼，尤其是青年力量的進步性，和社會主義者與之合作和進行教育的必要性。這是完全的關門主義的表現。
在獨立工人力量缺席的情況下，社會主義者需要運用適當策略介入左傾組織，從中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支持力量。我們介入社民連所領導的抗爭運動，如最低工資、實現雙普選、反對私有化政策，皆是高舉社會主義行動的旗幟。社義行動在〝回復〞中指出社民連〝只是一個雛形和鬆散的組織，有切實參與群眾鬥爭，不存在僵化的官僚架構〞，旨在指出我們兩者以泛左翼的角度來說，策略及行動上有合作的空間，而非綱領上有融合的可能。我們售賣自己的刊物、派發自己的傳單、呼喊自己的口號，並抓緊機會接觸社民連底層成員以及其他青年及工人群眾，解釋社會主義綱領及工人鬥爭的必要。
而且，秋火在指責社義行動的同時，卻沒能對社民連有清晰的定位與認識。秋火究竟是要將社民連定性為改良派工人政黨還是民族資產階級政黨？
1920年代中期（大革命叛變前的）的國民黨是一個群眾性資產階級政黨，與軍閥、地主及買辦階級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其支持基礎包括封建地主與資本家勢力，僵化的官僚結構早已存在，顯示與社民連的明顯不同的特質。再者，即使針對國民黨，托洛茨基雖然反對中共拋棄獨立綱領，加入國民黨為資產階級做苦力，但支持與之形成一個聯盟，達成實際鬥爭的協議反對外國帝國主義。中共應該正如列寧說，仍然〝保留進行鼓動、宣傳和政治活動的自由〞。
尤其是在史達林政權崩潰、世界上傳統工人政黨分崩離析後，政治境況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秋火聲稱社義行動〝大談社民黨對工人階級的叛賣與被資本主義收編，僅僅是在1990年代開始作為執政黨大舉推行新自由主義反工人政策以後，並將1920年歐洲社民黨與社民連的特徵等量齊觀〞。但事實上，社民連也遠不同於1920年代的歐洲社民黨。當時的歐洲社民黨有數以百萬工會成員及數以萬計成員，雖然，黨及工會領導層於經濟繁榮期早已被資本建制收編，令工會產生官僚結構。一方面歐洲社民黨成為有資產階級上層的改良主義政黨，但另一方面其仍然是保持工人群眾基層和工會力量的群眾性工人政黨。
正如列寧於《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指出，即使各個國家有其獨特性，鬥爭策略必須建基於國際工人階級的經驗。然而，中國一些所謂〝托派〞拒絕參與國際組織，使運動孤立於中國，卻將之美化成優異之處。托洛斯基曾於1930年代面對過反對他的類似狡辯，如〝時機未到〞、〝避免聽候第四國際的發落〞。今天，秋火等自稱〝托派〞卻重拾他們的牙慧。
在十九世紀末，工人階級正處於〝漫長的冬眠期〞，恩格斯亦耐心宣傳一個‘獨立工人政黨’的思想，竭力反對〝社會主義〞甚至是〝馬克思主義〞的宗派勢力。縱使當時的社會民主黨聯盟是他自己所成立的，曾經擁有超過10000名成員的，在形式上擁護〝科學社會主義〞，但由於它對待其他勢力的極端主義和宗派主義態度（尤其是關於合作以建立一個獨立工人階級政黨），恩格斯沒有以社會民主黨聯盟為基地。恩格斯堅持認為，以當時英國工人階級意識和政治組織的狀態，使之實質上〝真正地向前邁進一步〞，比一打書面綱領更重要。
史達林主義政權崩潰後，今天所謂的工人政黨都紛紛擁抱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政策和喪失其工人基礎。香港在今天的政治現實不再存在任何傳統意義上的左派政黨。
至於秋火為左翼廿一的民主黨政客的辯護表現出了〝親疏有別〞的宗派主義！社義行動鄧美晶以社會主義綱領參選，引來秋火〝義正辭嚴〞的批判，而左翼廿一成員以右翼資產階級政黨（民主黨）身分參選卻是〝個人抉擇〞，有討論空間。這不是民主ABC，而是最起碼的基本政治原則。且迄今為止，左翼廿一既無對外的解釋，又無內部所謂左翼力量對這種行為的批評，實際就是縱容種族主義的幫兇。
政府及資本家正利用外傭居港權一事煽動種族主義民粹，一是為打擊泛民主派的選舉成績，二是分化本地及外藉工人以打擊工人權利。左翼人士或社會主義者必須與〝反外傭〞的政黨割裂，沒有妥協的空間。左翼廿一窩藏種族主義者之行為，反映其以友誼代替紀律、以人際關係代替政治原則的小資取態，真正社會主義者必須將之摒棄。
此外，左翼廿一存在宗派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傾向。六月廿三日香港通過不民主政改方案當天，於立法會外派發一份《政黨需要你，你未必需要政黨》的傳單，指責五區公投運動失敗而政黨領袖需要負責，更宣揚秋火所指責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此外，左翼廿一網上亦發表一份《民主黨的妥協與群眾運動》，指責〝社民連發動不了群眾上街就搞了個516公投，最後投票率不如預期〞。香港的環境不同於大陸，任何支持與反對都可以落實到具體行動中。實際行動比空口說的一打綱領更重要，左翼廿一沒有行動為五區公投宣傳，甚至沒有行動上支持大專2012的學生候選人代表。
所以，社義行動從無回避對社民連階級本質之立場，更無將之定性為〝工人階級政黨〞，也沒有簡略化地用〝激進左翼政治組織〞來詮釋社民連，而是將之視為〝一個建立工人政黨之左翼平臺，……邁向組建一個新工人政黨的踏腳石（註：是踏腳石，而非基石）。但是，由於其政治混淆和缺乏成員結構，因此社會主義行動的支持者一方面保持獨立的組織形態，一方面積極尋求與社民連的合作，特別是與其中重要的左翼。〞最近的選舉期間，我們還向包括社民連在內的激進民主派提出警告，因為他們沒有對建制派進行的反外籍傭工的種族主義宣傳進行堅定的回復。
但在所有這些議題上，我們不是空泛地為批評而批評，而是通過我們實際行動以指引鬥爭道路。例如在捍衛外籍傭工權利的問題上，我們反擊種族主義謠言，散發了2000份傳單並組織了三場反對種族主義者的示威。這些活動得到了媒體的報導，但是，這些反種族主義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被某些左翼團體所故意忽視。他們一方面低估了香港種族主義的危險性；遺憾的是，另一方面又由於宗派主義，在某些情況下消極地對待社義行動（工國委CWI）組織的反對種族主義的活動。
如將社民連定性為〝小資產階級政黨〞或者〝改良主義政黨〞，這也絕對沒有必要關上與之合作的大門。列寧和托洛茨基同樣將孟什維克及社會民主黨定性為小資產階級政黨，布爾什維克曾經與孟什維克同在社會民主工黨中長達十餘年之久。列寧曾經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建議英國共產黨人與工黨右翼達成選舉協定上的〝妥協〞：
〝在我看來，英國共產主義者應當根據第三國際的原則，在必須參加議會的條件下，把自己的四個黨派（四個黨派都很弱，其中有的非常非常弱）合併成一個共產黨。由共產黨向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提議達成〝妥協〞，達成競選協定：共同反對勞合．喬治和保守黨人的聯盟，按照工人投給工黨和共產黨的票數（不是選票，而是另行投票）來分配議席，並保留各自進行鼓動、宣傳和政治活動的最充分的自由。沒有最後這個條件，當然就不能同他們結成同盟，否則就是背叛了；英國共產主義者絕對必須保持和堅持揭露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的最充分的自由，如同俄國布爾什維克曾經保持（1903─1917年的15年內）和堅持了揭露俄國的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即揭露孟什維克的最充分的自由一樣。〞
保留各自進行鼓動、宣傳和政治活動的最充分的自由–以上恰恰是我們跟社民連合作的實際情況。固然，社義行動仍然是一支規模很小的生力軍，而社民連比1920年的英國工黨規模更小，但在政治原則上是完全共通的。
此外，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關於介入的原則性考慮》（Principled Considerations on Entry）一信中回覆英國的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托派）是否加入從英國工黨分裂出來的英國獨立工黨（ILP）的問題，進行了如下的評論，〝在面對任何中派主義的團體時，有必要瞭解它的發展方向，是從右向左發展，還是從左向右發展。……一個馬克思政黨在形成的過程中通常是做一個中派主義或者一個改良主義政黨的一個派別。因此，布爾什維克有好幾年的時間與孟什維克一起留在同一的政黨中。〞
社民連並非一個群眾性政黨，只能於選舉平臺有一定發聲能力，而其組織架構並未成熟，更無官僚結構，內部仍有十分開放的政治討論空間。更重要的是，社民連有不少左翼年青成員認同〝反資本主義〞以至〝社會主義〞之理念，也深刻認識到組建組織的必要性。相比起左翼廿一部分無政府主義傾向的青年，誤以為鬆散的〝自發行動〞足以挑戰強大國家機器，社民連其中的青年左翼成員卻明白到要挑戰資本建制及政府，政黨是必要的。此意識上已經向建立工人政府邁向一步！
秋火用〝亂七八糟的垃圾大雜燴〞形容〝社民連〞，卻不肯承認社民連內部的左翼，尤其是青年力量的進步性，和社會主義者與之合作和進行教育的必要性。這是完全的關門主義的表現。
在獨立工人力量缺席的情況下，社會主義者需要運用適當策略介入左傾組織，從中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支持力量。我們介入社民連所領導的抗爭運動，如最低工資、實現雙普選、反對私有化政策，皆是高舉社會主義行動的旗幟。社義行動在〝回復〞中指出社民連〝只是一個雛形和鬆散的組織，有切實參與群眾鬥爭，不存在僵化的官僚架構〞，旨在指出我們兩者以泛左翼的角度來說，策略及行動上有合作的空間，而非綱領上有融合的可能。我們售賣自己的刊物、派發自己的傳單、呼喊自己的口號，並抓緊機會接觸社民連底層成員以及其他青年及工人群眾，解釋社會主義綱領及工人鬥爭的必要。
而且，秋火在指責社義行動的同時，卻沒能對社民連有清晰的定位與認識。秋火究竟是要將社民連定性為改良派工人政黨還是民族資產階級政黨？
1920年代中期（大革命叛變前的）的國民黨是一個群眾性資產階級政黨，與軍閥、地主及買辦階級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其支持基礎包括封建地主與資本家勢力，僵化的官僚結構早已存在，顯示與社民連的明顯不同的特質。再者，即使針對國民黨，托洛茨基雖然反對中共拋棄獨立綱領，加入國民黨為資產階級做苦力，但支持與之形成一個聯盟，達成實際鬥爭的協議反對外國帝國主義。中共應該正如列寧說，仍然〝保留進行鼓動、宣傳和政治活動的自由〞。
尤其是在史達林政權崩潰、世界上傳統工人政黨分崩離析後，政治境況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秋火聲稱社義行動〝大談社民黨對工人階級的叛賣與被資本主義收編，僅僅是在1990年代開始作為執政黨大舉推行新自由主義反工人政策以後，並將1920年歐洲社民黨與社民連的特徵等量齊觀〞。但事實上，社民連也遠不同於1920年代的歐洲社民黨。當時的歐洲社民黨有數以百萬工會成員及數以萬計成員，雖然，黨及工會領導層於經濟繁榮期早已被資本建制收編，令工會產生官僚結構。一方面歐洲社民黨成為有資產階級上層的改良主義政黨，但另一方面其仍然是保持工人群眾基層和工會力量的群眾性工人政黨。
正如列寧於《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指出，即使各個國家有其獨特性，鬥爭策略必須建基於國際工人階級的經驗。然而，中國一些所謂〝托派〞拒絕參與國際組織，使運動孤立於中國，卻將之美化成優異之處。托洛斯基曾於1930年代面對過反對他的類似狡辯，如〝時機未到〞、〝避免聽候第四國際的發落〞。今天，秋火等自稱〝托派〞卻重拾他們的牙慧。
在十九世紀末，工人階級正處於〝漫長的冬眠期〞，恩格斯亦耐心宣傳一個‘獨立工人政黨’的思想，竭力反對〝社會主義〞甚至是〝馬克思主義〞的宗派勢力。縱使當時的社會民主黨聯盟是他自己所成立的，曾經擁有超過10000名成員的，在形式上擁護〝科學社會主義〞，但由於它對待其他勢力的極端主義和宗派主義態度（尤其是關於合作以建立一個獨立工人階級政黨），恩格斯沒有以社會民主黨聯盟為基地。恩格斯堅持認為，以當時英國工人階級意識和政治組織的狀態，使之實質上〝真正地向前邁進一步〞，比一打書面綱領更重要。
史達林主義政權崩潰後，今天所謂的工人政黨都紛紛擁抱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政策和喪失其工人基礎。香港在今天的政治現實不再存在任何傳統意義上的左派政黨。
至於秋火為左翼廿一的民主黨政客的辯護表現出了〝親疏有別〞的宗派主義！社義行動鄧美晶以社會主義綱領參選，引來秋火〝義正辭嚴〞的批判，而左翼廿一成員以右翼資產階級政黨（民主黨）身分參選卻是〝個人抉擇〞，有討論空間。這不是民主ABC，而是最起碼的基本政治原則。且迄今為止，左翼廿一既無對外的解釋，又無內部所謂左翼力量對這種行為的批評，實際就是縱容種族主義的幫兇。
政府及資本家正利用外傭居港權一事煽動種族主義民粹，一是為打擊泛民主派的選舉成績，二是分化本地及外藉工人以打擊工人權利。左翼人士或社會主義者必須與〝反外傭〞的政黨割裂，沒有妥協的空間。左翼廿一窩藏種族主義者之行為，反映其以友誼代替紀律、以人際關係代替政治原則的小資取態，真正社會主義者必須將之摒棄。
此外，左翼廿一存在宗派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傾向。六月廿三日香港通過不民主政改方案當天，於立法會外派發一份《政黨需要你，你未必需要政黨》的傳單，指責五區公投運動失敗而政黨領袖需要負責，更宣揚秋火所指責的無政府主義傾向。此外，左翼廿一網上亦發表一份《民主黨的妥協與群眾運動》，指責〝社民連發動不了群眾上街就搞了個516公投，最後投票率不如預期〞。香港的環境不同於大陸，任何支持與反對都可以落實到具體行動中。實際行動比空口說的一打綱領更重要，左翼廿一沒有行動為五區公投宣傳，甚至沒有行動上支持大專2012的學生候選人代表。
總言而之，社會主義者要拒絕機會主義及宗派主義這一體兩面的取態，在維護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原則的同時，〝走向群眾、投身運動〞。秋火與香港一些左翼空談評論家，堅持教條主義，將關門主義美化成〝堅守原則〞和〝孤身奮戰形象〞，凸顯自己〝出污泥而不染〞。在現實鬥爭中找不到切實組織的，然後用〝不怕孤立、才可獨立〞之類的廣告術包裝自己。故此，甘以〝孤立的一個人的鬥爭〞為榮，以教條主義傾向攻擊其他切實組織和投入鬥爭的社會主義者。
中國發生經濟危機的風險正日益增大，階級矛盾和社會衝突日益尖銳，隨之而來必將是大規模爆發的群眾運動，而當前整個左翼陣地存在巨大真空，群眾亟需工人政黨的領導。縱觀歷史，任何一個工人政黨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聖嬰，而是無數艱苦鬥爭與運動高潮的痛苦產兒。在這種局勢下，社會主義者今天的所有努力都應指向未來的鬥爭，為此我們沒有空談的閒情逸致，必須埋頭苦幹，竭盡所能介入群眾運動，鼓動工人起來鬥爭。
中國發生經濟危機的風險正日益增大，階級矛盾和社會衝突日益尖銳，隨之而來必將是大規模爆發的群眾運動，而當前整個左翼陣地存在巨大真空，群眾亟需工人政黨的領導。縱觀歷史，任何一個工人政黨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聖嬰，而是無數艱苦鬥爭與運動高潮的痛苦產兒。在這種局勢下，社會主義者今天的所有努力都應指向未來的鬥爭，為此我們沒有空談的閒情逸致，必須埋頭苦幹，竭盡所能介入群眾運動，鼓動工人起來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