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先富政策”的破產和“種族隔離”戶籍制度的惡果
陳勵志 中國勞工論壇
2011年10月26日至29日，浙江省湖州市織里鎮政府隨意增收針對童裝作坊業主的稅費，而且徵稅人員毆打不滿的安徽籍業主，引發大規模群體性騷亂。
以安徽籍外來工人和童裝作坊業主為主（也有來自其他省份的外來人口），數千人參與騷亂，前後持續長達三天。此次騷亂至少有20多人在衝突中受傷住院，至少70、80人遭拘留，近千輛民用汽車被砸（據網路消息，至少4輛保時捷與113輛賓士被砸毀），其中既包括當地浙江牌照的車輛，也包括後期湖州本地居民報復時砸毀的安徽牌照車輛，及十數輛警車。
湖州自古有“湖絲衣天下”的說法，織里是中國著名的“童裝之鄉”，位列全國千強鄉鎮89位，2010年銷售收入過200億元，占全國童裝市場份額的三成。織里鎮轄46個行政村，總人口30餘萬人，其中本地戶籍人口10萬人，而外來常住人口超過20萬人。外來人口中約13萬以上來自安徽，而安徽人中又以安慶人居多。
目前，織里共有在冊的各類童裝類企業12200家，其中絕大多數是微小型企業，即以外來人口為主的童裝代加工的家庭作坊。這些家庭作坊從大企業和服裝經銷商處承接加工訂單，賺取加工費用；多設在鎮周邊的行政村中租用當地人的住房，往往家居與作坊在一起，生活與工作條件非常惡劣。一個家庭作坊多則五六台縫紉機，老闆雇傭幾名親友同鄉，少則就一兩台縫紉機，就夫妻兩人維持，收益微薄，每天工作時間長達十二到十六小時，從早上8點連續工作到晚上12點也並不少見。
童裝業每台縫紉機每年銷售額平均大約在10萬-15萬元左右，以20%的利潤率計，（作者註：作為代加工的手工作坊其利潤其實還低於此），再除去工人工資，（湖州當地最低工資為市區1160元，周邊郊縣1060元），作坊業主和所雇工人合計每月收入不過獲得從每台縫紉機上獲得的收益最多不過是3000到5000元，而這意味著工人往往需要每2周才有一天休息日，平時每日工作時間超過12小時以上。
此次事件起因是湖州地方政府連續調高向當地童裝作坊業主收取的綜合稅，該項稅額在2008年經濟危機前並不存在，而從2008年後逐年以翻倍的形式上漲，2009年是160元，2010年是343元，今年則再次漲至626元（另附40元衛生費）。600餘元一台紡織機車的稅費對他們來說絕對不是可有可無小數目。
根據湖州市吳興區副區長的說法，這一綜合稅包括增值稅、所得稅、營業稅、教育附加稅等稅種，也被稱為“機頭稅”；即根據每戶童裝生產作坊擁有的縫紉機數量收取固定金額稅費，而且作坊縫紉機數量少於五台的，一律按五台起徵收。這樣就意味著那些只有2台機車的夫妻作坊也要至少繳納3000元的起徵稅額。
而當地鎮上，由於固定編制稅務人員有限，大量雇傭本地的臨時工作為稅務徵收人員，這也造成當地收取稅費非常隨意，為完成稅收額度（與徵稅人員個人收入直接掛鉤），常常採取威嚇和暴力徵稅的方式，徵收稅費時往往不出正規稅票。或者為了中飽私囊，如果有人主動以錢物行賄徵稅，還可以少繳納稅額。根據記者在現場的調查，有業主表示給徵稅人員送了200、300元的一條煙，就能免除700、800元的稅收。
而且事實上在前幾年，當地多數安徽工人多是在本地開辦的服裝廠中工作，但發現在工廠中雖然工作時間長，家人分離卻收入有限。同時當地童裝加工業繼續發展，需要大量分散加工能力，所以這些安徽籍工人陸續離開工廠，建立自己的加工作坊，以期通過獨立的計件生產多獲取一些收入。但在具體稅收問題，由於戶籍制度和地區差異，來自安徽和其他外省籍雖然在當地生活了數年乃至十數年，但是這些仍然是當地的“外人”，既無法享受當地的基本社會保障，包括教育和醫療等，更無參與本地事務決策的權利。這也是使安徽農民工一直表示不滿的一個重要原因，使這些外來的務工人員對於當地政府徵收稅收更加不滿。（當然本地戶籍的居民也往往沒有議事的權利，如在針對童裝廠的稅收問題上，本地居民開設的服裝廠今年也面臨雙重徵稅，雖有怨言卻無從表達）。
今年隨著全球範圍內經濟危機進一步發展，海外訂單下降競爭激烈，通貨膨脹導致原物料和人工成本繼續上漲，所以眾多中小型加工企業利潤更加微薄，許多作坊面臨不做則無收入，即使拼命做卻也所掙無幾的局面。因而對於稅收翻倍增加更是不滿。
騷亂事件起因是10月26日上午，一名安徽籍作坊業主的女老闆因為其作坊只有兩台機床，而拒絕繳納3000元的機頭稅；當地徵稅人員在兩次上門徵稅無果的情況下，動手毆打了女作坊主，導致其骨折。引發周邊相同處境的其他安徽籍作坊主和工人的不滿。數百人集中前往鎮政府抗議。但當地鎮政府官員沒有積極出面解決問題，反而出動派出所的員警以暴力強行疏散聚集抗議的人群，但暫時被強行遣散的抗議人群繼續在同鄉間傳播相關消息。到10月26日傍晚，上千人散而複聚集中在鎮政府和鎮中心地區，由於當地政府官僚仍然拒絕出面處理問題，而僅有的警力全部被集中用來保衛鎮政府。抗議人群在久候無果，又缺乏組織與共同訴求的情況下，局面開始失控，部分抗議者為洩憤，開始打砸政府辦公大樓和沿鎮中心富民路和景富路的周邊的建築物及停泊在當地的浙江牌照車輛。
當時，有不少駕車經過或停車在附近的車主紛紛迅速逃離和繞路，但有一名車主在駕車離開時，撞倒8名參與抗議的安徽籍抗議者，更引發抗議人群的不滿；並引發傳言是當地鎮政府辦公人員有意所為。由此，騷亂全面升級。雖然地方政府從全省調動數千員警、防暴員警和武警進行鎮壓；其中包括武警機動師和防暴裝甲車等。但聚集的群眾仍然開始砸毀和焚燒各種車輛，並甚至攻擊警方的車輛。
在隨後的3天裡，騷亂人群時聚時散，任意攻擊車輛和建築的情況，則引發了當地湖州籍居民的不滿，而地方政府不僅沒有疏導矛盾，反而鼓勵本地居民進行“持械防衛”。當地居民憑本地身份證可以從派出所或者社區辦公室領取鋼管一支防身，而這也被當地居民視為政府默認其進行反擊。於是，本地青少年居民手持棍棒襲擊安徽牌照的車輛，並盤查路上的外省籍人士；如發現可疑的，或者痛打一頓，或者押送到當地派出所。這也引發了大量安徽籍務工人員大批逃離織里鎮返回安徽。（從湖州市前往相鄰的安徽廣德和甯國等縣市開車只需2小時左右）。
騷亂持續近4天時間到10月29日，期間安徽和浙江雙方線民也在網路上互相攻擊對方，當然由於當局的網路審查和遮罩，大量消息無法得以發佈。但因為資訊遮罩和當局有意粉飾問題（稱只有數百人捲入衝突），更使問題變得異常複雜。
在此次騷亂前，雖然安徽籍外來人員與湖州本地居民之間在關係上不算融洽無間，但實際相處中本也相安無事，沒有雙方的惡意的言辭和人身攻擊，因為臨近年關，而安徽本地缺乏類似的密集的童裝加工和銷售市場，而織里當地也緊缺勞動力，所以不少安徽籍工人直到11月初才回到織里繼續工作。但此次騷亂後雙方間隔閡嚴重，很少再有交流；即使本地老闆需要雇傭工人，也優先考慮其他省籍。
湖州騷亂絕非是孤例，其與今年夏天在廣東潮州與廣州增城發生的四川籍農民工與本地社區的衝突和騷亂有眾多類似之處。都是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日積月累的矛盾在某些危機的引發下全面爆發。幾乎已經形成，各地局部個別的官民衝突和貧富衝突，多會發展成為群集性抗議事件，眾多底層民眾以此為契機發洩心中蘊藏已久的不滿，但由於缺乏民主的組織正確的訴求，加之當局的有意誘導和強力鎮壓，導致抗議事件轉化為暴力洩憤，或引起地域矛盾，或授人以柄，給官方進行進一步暴力鎮壓提供藉口。簡單的暴力洩憤並不能改善廣大底層民眾的處境和解決根本矛盾，而當局這種嫁禍於人與轉移矛盾的手法也不可能就此實現消弭衝突和實現“穩定”的目的。因為，矛盾的根本原因早在危機之前已經是根深蒂固，也就是不公平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種族隔離式的兩元化戶籍制度導致。
而與之相伴的是，各地工人因為臨近年關，老闆關廠欠薪或者取消加班導致收入降低（眾多血汗工廠工人如果不加班根本無從獲取足夠維持生活的收入）。今年，僅東莞一地就有150間中小企業倒閉，不少企業消減加班和減薪引發罷工不斷，東莞在三周內就有分別三起數千工人罷工和上街抗議引發警方暴力鎮壓的事件。而高鐵項目的大面積停工，導致500、600萬建築工人被迫停工，有部分工人欠薪達半年以上，10月底在蘭渝鐵路沿線四川甘肅等地數萬工人圍困沿線中鐵集團十數個下屬公司和工程指揮部討要工資。
今年前三季度，中國財政稅收增速是GDP的3倍，而宏觀稅負已近GDP的4成。在經濟增速全面下降，而通膨居高不下（在10月前連續4個月CPI超過6%），民眾已是不堪重負。而當局在臨近年近之時，財政突擊花錢揮霍公款，據媒體預計，在11月與12月2個月內，財政要突擊消費3.5萬億元，這引起民眾的極大不滿。
要真正實現和諧與平等，杜絕類似騷亂事件再次發生；就必須對現行資本主義制度和官僚專制制度進行根本性改變，建立獨立民主的工會與社區組織以團結不同地域的工人，從而真正確保民主平等和建立為社會中大多數人（不分地域與民族）的利益服務為目標的社會運作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