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階級用自己的反抗證明，他們不能再忍受自己的處境，不願做奴隸，不願在暴力專橫之下忍氣吞聲了。——列寧
陳墨 中國勞工論壇
2011年，新世紀的資本主義危機已進入第三個年頭，這一年也成為了全球憤怒年。從西班牙馬德里到英國倫敦，從埃及開羅到葉門沙那，從智利聖地牙哥到美國紐約，全球上千座大城市處處烽火，怒不可遏的基層民眾一呼百應群起抗議。「99%」們反資本、反精英、反體制、反霸權鋒芒畢露；舊世界在億萬怒吼中瑟瑟發抖。
中國從來不是憤怒的「免疫區」，貧富分化懸殊、社會衝突遍地與階級矛盾尖銳更成為了「中國經濟奇跡」中的「奇跡」。當中國國民生產總值（GDP）從2000年的89404億元人民幣增長到2010年的397983億元人民幣時，群體性事件數量則從2000年4萬起增長到2010年18萬起。
不服從的罷工
繼2010年夏季罷工潮後，2011年年末的中國正進入新一輪的工人罷工與抗議浪潮。東莞一地10月底到11月初不到三周的時間內至少發生五次工人罷工與抗議，上萬人捲入，其中三次遭到警方暴力鎮壓。本文寫作之時，上海金橋發生的赫比電器廠近千工人罷工抗議已經持續8天，同樣遭到了警方的鎮壓。
不過，這次罷工潮的直接成因卻與2010年罷工潮不同。
2010年夏季發生的罷工多因為工人長期收入過低，工時長而工作條件極其惡劣，加之通膨引發的物價高漲，工人們通過罷工抗議以爭取更好的待遇。
但今年年末的罷工和示威浪潮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的特徵。經濟危機影響下，生產型企業或進一步向勞動力成本低廉地區轉移，或因缺少訂單利潤微薄而不得不縮減生產規模；這都導致工人喪失就業崗位、無薪放假或者被取消加班而使收入下降。更有甚者老闆因經營困難資不抵債，直接欠薪潛逃。
作為中國出口經濟的大本營，廣東地區提供中國出口產品的近三分之一，因此珠江三角洲在今次危機中受衝擊更為明顯。據東莞市外經貿局長黃冠球透露，今年1至10月份，僅東莞一地已有450多家註冊的外資企業關門停業。大量的大中型企業雖然尚未關門停業，不過紛紛削減產能和工時，不少微型企業則是老闆索性棄廠潛逃。不僅廣東如此，在長江三角洲的江浙滬一帶，也頻頻出現資金鏈斷裂、老闆潛逃企業關停和大量工人失業的現象。工人收入明顯下降甚至難以維生，而不得不進行抗爭。
譬如，在11月17日，東莞裕成制鞋廠8000工人上街罷工事件就是其中的標誌性事件。因海外訂單減少，生產線逐步轉向勞動力成本更為低廉的中國內陸省份和越南等地，所以臺灣資方大量取消工人加班。工人都是靠每日長達12小時以上的工作時間和週末加班才能維持2000元左右的收入，取消加班導致工人收入陡然下降三分之一到一半，工人陷入「欲被剝削而不得」的局面。同時，也反映工人在過去所遭受剝削之重，法定工作時間獲取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維持工人生活之需求。
此次罷工潮中工人的抗爭方式也有所不同。經過以往數年堅定抗爭和此起彼伏的罷工，地方政府雖然仍不承認罷工合法性，但默認了罷工的現實存在。只要工人僅在廠區內的停工抗議，不建立實體組織，不上街堵路抗議，一般政府不再直接暴力干預；至多派警方和保安人員到場「維持秩序」。這是工人鬥爭得來的結果。當然在所謂的協商和仲裁中，政府官僚仍然不脫其親資本家和打壓工人自發組織的傾向。
由於當前是資方主動削減工作和加班，甚至是老闆欠薪棄廠潛逃，工人們如果將罷工（停工）只局限在廠區內，並不能真正威懾到資方；老闆潛逃，更是無人解決欠薪和其他問題。所以，在最近發生的幾起罷工中，工人們不甘於困守廠內，堅決走上街頭遊行和以向政府請願的方式施加壓力，迫使政府出面解決問題。
工人認識到作為「服從的順民」在工廠內接受政府的「圈禁」，最後的結果往往是只能被當局漠視與被迫妥協，利益訴求將很難實現。假如能將資訊公佈於眾，並通過挑戰當局的管治秩序進行鬥爭，反而能迫使官方和資方妥協，至少實現部分利益訴求。在私下的交流中，工人表示，「事情不鬧大，沒人會理我們；不出去，就只能白白等著」。
工人上街抗爭與政府官僚「維穩」的目標發生直接衝突，這造成了工人在抗議中多遭到警方的鎮壓，但也迫使當局直接出面解決問題。如前面提到的裕成制鞋廠的工人罷工，因為工人走上街頭抗議遭到警方鎮壓，數十名工人被打傷，但同時當局被迫介入作為仲裁者，要求資方與工人談判進行妥協。
這一情況不僅出現在東部沿海的外資企業中，也同樣出現在前兩年當局為刺激經濟而大規模推動的鐵路工程項目中。據媒體消息，由於鐵道部負債總額達20907億元人民幣，負債率58.53%。僅欠中鐵集團與中國鐵路建設總公司的工程款就達8000億元，進一步融資遭遇困難。七月溫州動車相撞事故後，民眾對鐵路發展規劃提出嚴重質疑。這導致目前全國約9成鐵路建設專案停工，涉及參建工人達600萬。許多工人從今年6、7月起被欠薪已達半年之久，引發工人大規模不滿和討薪抗議。
據中鐵集團人員反映，今年7月以來，發生上訪討薪事件2000餘起。10月末，西部地區的蘭渝鐵路停工後，曾引發數萬工人的討薪；成千上萬的工人連續數天日夜圍困十幾處鐵路建設公司和工程指揮部，甚至四川和甘肅兩地的省級和縣市級地方政府。最後，四川和甘肅兩省政府不得不臨時調撥3億元現金先行墊付工人欠薪，避免引發進一步的社會不穩定。
隨著經濟蕭條日益深化，國際上各主要經濟機構對中國明年經濟增長都呈悲觀預測。這就意味著可能出現更多的企業倒閉和工人抗爭。今天工人的抗爭雖然仍然停留在無實體組織和被動爭取經濟利益上，但是已經越來越不服從當局的「圈禁」和「勸誘」，而表現的更為堅定和積極。在這種情況下，工人直接與官僚當局發生衝突的可能會加劇，工人會進一步認識到政府作為資方與工人間「中立仲裁者」角色的虛偽性，也會在鬥爭中覺悟到為捍衛就業權和基本收入保障，工人自我團結和建立組織的必要性。
憤怒而盲目的騷亂
2011年10月26日到10月29日，浙江省湖州市織里鎮，因一名安徽籍童裝作坊業主拒繳稅，遭徵稅人員毆打骨折引發抗議。官僚當局處置不當，數千安徽籍務工人員參與持續3天的騷亂，並與當地湖州籍居民發生衝突，鎮政府與派出所遭衝擊，數百輛汽車被砸毀焚毀，數十人受傷住院，約八十人被拘捕，浙江省政府出動數千防暴員警和武警鎮壓，戒嚴5天。
2011年6月10日到6月15日，廣東省增城市新塘鎮，因一名四川籍懷孕女販遭本地治安人員毆打，引發上萬四川籍外來工人抗議，此後轉為持續6天的騷亂，並與當地居民互相報復攻擊，鎮治安所遭衝擊，上千輛汽車被砸毀焚毀，數十人受傷住院，數十人被拘捕，廣東省政府出動數千防暴員警和武警鎮壓，動用裝甲車和催淚彈等，戒嚴近2周。
2011年6月5日到6月7日，廣東省潮州市古巷鎮，因一名四川籍工人討薪被老闆雇人砍傷，引發上萬四川籍外來工人抗議，並轉為持續3天的騷亂。四川籍工人與當地居民發生暴力衝突，數百輛汽車被砸毀焚毀，數十人受傷，數十人被拘捕，廣東省政府出動數千員警戒嚴3天。
浙江湖州織里、廣東增城新塘和廣東潮州古巷三起騷亂案例與其他眾多民眾騷亂既有類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浙江湖州織里、廣東增城新塘和廣東潮州古巷三起騷亂案例與其他眾多民眾騷亂既有類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首先，這三起事件與眾多其他騷亂都是因為群眾對於某一特定事件感到憤怒與不滿而發生，其次，捲入參與者往往與事件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而且，事件一旦發生就迅速失控，轉向暴力化和非理性化。
但是，不同之處在於，其參與者是特定群體，以集聚在某一地的某一省籍的外來務工人員群體為主。同時，騷亂一旦失控會轉向以政府或（和）當地戶籍的原居民為衝突對象，而不像其他本地居民參與的群體事件一般都只以政府當局為主要攻擊目標。由於這種轉變導致原本直接對立的官民衝突與階級矛盾，被消極地扭曲成「地域矛盾」，外來務工人員的騷亂引發本地居民的報復和進一步的衝突。
中國作為地緣遼闊、民族各異、方言眾多、經濟差異明顯、生活習慣各異，而又有著長期的封建宗族和農業社會傳統的大國，不僅民族矛盾日益突出，而且地域矛盾也非常明顯。各省之間，乃至各縣之間都有著各種各樣的衝突。日益擴大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專制化的二元戶籍制度更使這種地域差異和對立進一步發展。
當局一方面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策和野蠻的工業化進程，沿海發達地區從內陸地區大量吸收成本低廉的勞動力人口；另一方面為便於資本家壓榨、控制人口流動、分化群眾、避免承擔社會保障成本，則堅持專制化的戶籍管理，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製造出兩元化的勞動力市場。二到三億外來工人成為最低階層，飽受歧視與壓制，每日長時工作，收入遠低於本地居民；且集中住在工廠宿舍與老鄉為伍。本地人與外來工人在生活中幾乎沒有交集。無論是外來的務工人員還是絕大多數本地居民都是最普通的基層勞動民眾，本來具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和階級立場。由於互不瞭解，更容易導致互相提防與敵視，矛盾在日積月累的長期誤解與敵視中發展起來。
頻繁爆發的騷亂事件說明工人階級與基層勞動人民已不堪忍受，不願甘做順民繼續接受奴役。今年達到6624億元的天價維穩開支與各地為鎮壓而疲於奔命的軍警暴力機器就是最好的證明。堅硬的專制機器已超負荷運作，無法撲滅四處烽煙、奔突不息的地火。
當國家當局用暴力禁止人民使用非暴力的民主權利，進行自我表達和自我組織時，那麼長期遭受壓迫而憤怒的民眾，則往往會只能以非組織化的乃至非理性的暴力行動予以回應。但是由於缺乏自身的組織和明確的綱領，所以民眾憤怒與不滿又容易被引向錯誤的方向。
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暴力騷亂和由此引發的地域衝突，因為這極端有害於作為整體的工人階級的團結。既不能推動反對專制制度的抗爭，也無助改善被壓迫民眾的處境和解決根本矛盾。而且，這種地域矛盾和衝突的惡化更容易授人以柄，給官方進行進一步暴力鎮壓提供藉口。但首要需要反對的是專制當局蠻橫統治、殘暴鎮壓和敲骨吸髓的壓榨，而這更需要所有勞動人民的團結。
所以，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儘快組建獨立民主的工會和各種基層民眾的社區組織，以團結所有工人與勞動人民捍衛自身權益，確保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實現民主平等和為社會中（不分地域與民族）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服務。
但是，不同之處在於，其參與者是特定群體，以集聚在某一地的某一省籍的外來務工人員群體為主。同時，騷亂一旦失控會轉向以政府或（和）當地戶籍的原居民為衝突對象，而不像其他本地居民參與的群體事件一般都只以政府當局為主要攻擊目標。由於這種轉變導致原本直接對立的官民衝突與階級矛盾，被消極地扭曲成「地域矛盾」，外來務工人員的騷亂引發本地居民的報復和進一步的衝突。
中國作為地緣遼闊、民族各異、方言眾多、經濟差異明顯、生活習慣各異，而又有著長期的封建宗族和農業社會傳統的大國，不僅民族矛盾日益突出，而且地域矛盾也非常明顯。各省之間，乃至各縣之間都有著各種各樣的衝突。日益擴大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專制化的二元戶籍制度更使這種地域差異和對立進一步發展。
當局一方面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策和野蠻的工業化進程，沿海發達地區從內陸地區大量吸收成本低廉的勞動力人口；另一方面為便於資本家壓榨、控制人口流動、分化群眾、避免承擔社會保障成本，則堅持專制化的戶籍管理，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製造出兩元化的勞動力市場。二到三億外來工人成為最低階層，飽受歧視與壓制，每日長時工作，收入遠低於本地居民；且集中住在工廠宿舍與老鄉為伍。本地人與外來工人在生活中幾乎沒有交集。無論是外來的務工人員還是絕大多數本地居民都是最普通的基層勞動民眾，本來具有共同的利害關係和階級立場。由於互不瞭解，更容易導致互相提防與敵視，矛盾在日積月累的長期誤解與敵視中發展起來。
頻繁爆發的騷亂事件說明工人階級與基層勞動人民已不堪忍受，不願甘做順民繼續接受奴役。今年達到6624億元的天價維穩開支與各地為鎮壓而疲於奔命的軍警暴力機器就是最好的證明。堅硬的專制機器已超負荷運作，無法撲滅四處烽煙、奔突不息的地火。
當國家當局用暴力禁止人民使用非暴力的民主權利，進行自我表達和自我組織時，那麼長期遭受壓迫而憤怒的民眾，則往往會只能以非組織化的乃至非理性的暴力行動予以回應。但是由於缺乏自身的組織和明確的綱領，所以民眾憤怒與不滿又容易被引向錯誤的方向。
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暴力騷亂和由此引發的地域衝突，因為這極端有害於作為整體的工人階級的團結。既不能推動反對專制制度的抗爭，也無助改善被壓迫民眾的處境和解決根本矛盾。而且，這種地域矛盾和衝突的惡化更容易授人以柄，給官方進行進一步暴力鎮壓提供藉口。但首要需要反對的是專制當局蠻橫統治、殘暴鎮壓和敲骨吸髓的壓榨，而這更需要所有勞動人民的團結。
所以，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儘快組建獨立民主的工會和各種基層民眾的社區組織，以團結所有工人與勞動人民捍衛自身權益，確保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實現民主平等和為社會中（不分地域與民族）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