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鬥爭
彼得-塔夫，社會主義黨（工國委CWI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總書記，首發於《今日社會主義》
由法蘭西斯-斯佩佛德（Francis Spufford）寫的《赤色富足》（Red Plenty）一書通過混合事實與虛構的方法來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蘇聯。筆者提出並揭露了史達林主義的管理不善和專制統治——以及由此延伸，覆蓋任何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概念。不過，不經意間他也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巨大潛力——如果它真正處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下運行。彼得-塔夫對這本令人著迷的書進行評論。
這本書的主題是赫魯雪夫期間的蘇俄，從1953年史達林死亡到赫魯雪夫於1964年作為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被推翻。儘管法蘭西斯-斯佩佛德的意圖是證明相反的結論，但其書至少部分有助於恢復計劃經濟思想的名譽。
在嚴格意義上，這本書既不是一本小說，也不是純粹的事實。通常，這不是一個理想的研究重要問題的方法。但斯佩佛德以相當巧妙的方法把事實和虛構結合起來。此外，它也不是沒有文學價值。
斯佩佛德說明了計劃經濟的巨大的成就和巨大潛力。儘管以自上而下的控制和管理為基礎的官僚主義制度內在的缺陷很突出。這與眾多描寫1917年起開始的前蘇聯的歷史記錄有著鮮明對比，通常它們將蘇聯描繪為一個充滿著專制、鎮壓和古拉格（集中營）的無盡的黑暗，沒有任何可取之處或對今天也無任何教訓可取。
事實上，斯佩佛德指出了即使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入侵而造成的可怕的破壞下的蘇聯取得的毫無疑問的成就。他寫道：“自從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開放其檔案，來自蘇俄和西方國家的歷史學家重新核算蘇聯的增長記錄：甚至使用這些新的最悲觀的估計，所有這些資料都低於克裡姆林宮和中央情報局公佈的數位，但仍然顯示蘇聯在20世紀50年代比日本以外的世界任何其他國家增長都快。據官方統計，蘇聯經濟增長10.1％左右，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它每年增長7％，現在估計年增長仍為5％以上。這仍足以勝過當時的增長明星的西德，這十年裡美國平均約3.3％，蘇聯仍然勝過美國。
在20世紀60年代，在《科學美國人》雜誌一個客觀的研究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根據其分析蘇俄經濟增長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是超過日本的。即使在這個階段日本超過了蘇聯的增長速度，不過日本只是一個國家而不是占半個大陸的蘇聯。此外，日本的增長是美帝國主義特別努力的結果，特別是完全重建日本經濟，包括美國佔領軍總督麥克阿瑟將軍推行的土地革命。這是因為有中國革命的新勝利為例的給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利益帶來的威脅。
計畫的優勢
馬克思主義者被指責誇大蘇聯的成就。我們指出，由於計劃經濟的優勢，儘管因史達林一黨專制政權而伴隨著的巨大效率低下，它能夠產生比世界其他國家總和還要多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這對我們的對手而言曾經是取笑來源。但現在，這本書基本上表達同樣的觀點。在一個時期，蘇聯比美國培養了更多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並且在太空研究和探索等重點領域領先。
此外，由計劃經濟所產生的經濟增長優勢使赫魯雪夫政權開始顯著提高生活水準。斯佩佛德指出：「工人工資提高了，精英的薪金設定了上限，創造一個更加平等的收入趨勢」。有一段時間，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西方資本家對蘇聯增長率感到不安，正如他們對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的經濟增長以及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和印度的增長感到不安一樣。他們沒有被欺騙：「蘇聯一天的工作減少到八小時，每週工作五天。成百萬的家庭從原先顫顫巍巍的沙皇時代的公寓樓和用紙板牆隔開的已經廢舊的舞廳遷居到全新的郊區房子中」。
他繼續說：「很明顯，新一輪投資浪潮將是必要的，以便建設下一代產業，如果有什麼的話，要比以前更大。有工廠就需要很快轉向因剛剛出現的資訊技術而產生的塑膠、人造纖維、設備的行業：而且現在這一切似乎是負擔得起的。今天蘇聯能同時給予民眾一些經濟實惠以及能夠為明天再投資並承擔了作為一個超級大國所需要的武器的費用」。這是赫魯雪夫訪問美國時的背景——這構成了該書的一大主題——他對儘管是在史達林主義統治下的計劃經濟所取得的成就和最先進的全球資本主義力量之間作了比較。
斯佩佛德聲稱，赫魯雪夫曾預言「赤色富足」，這也是他的書名。1956年，赫魯雪夫通過不嚴謹的翻譯向聽從宣佈：“「我們要埋葬你們」（實際的話是這樣的：「不管你喜歡與否，歷史是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會把你們埋葬。」）。憑籍第一次人類進入太空飛行的宇航員尤里加加林為象徵的在空間技術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赫魯雪夫警告美國資本家：「目前你們比我們更富有…但明天我們會像你們一樣富有。後天？更富有！但是，有什麼不妥呢？」Spufford評論說：「聽眾並沒有如他所願的被這個坦率的資產階級情調式的話所打動」。
夢想成真？
試著進入赫魯雪夫的頭腦內部，他考慮到自史達林死後發生了多少的改變：「如果你看看大街上的人們，在過去的幾年裡，所有的舊衣服都已經消失。更少補丁，縫縫補補變少了。每個人都穿著漂亮的新衣服。孩子們穿著以前沒有人穿過的冬裝。人們手上戴著手錶，就像他自己戴著的古比雪夫工廠製造的好鋼手錶一樣。他們成群結隊地遷出可怕的四個家庭共用一個廁所以及為了搶用爐子還要大動干戈的老社區平房，住進清潔的混凝土結構的公寓大樓。」
當然能反對說赫魯雪夫的所謂的人民生活水準大幅度提高的說法是假的。畢竟，在當時的受到歡迎的新的赫魯雪夫住房，在後來的幾代人看來太狹小了，高層樓宇很局促。但是，同樣的批評也可能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在英國和其他地方規劃建設的高層房屋。對於移出貧民窟的一代，它們代表前進了一大步。當然，工人民主的計劃經濟會徵詢他們需要什麼，什麼是新住房可能有的，但資本主義政府大廳的規劃者只是專制的，現在仍然是，他們在“為”人民構思、設計和建設房子，其中人民很少有發言權。
有時，筆者清楚地擔心他引用的顯示蘇聯在那個階段取得的成就的材料會以一種他不希望的方式'不適當地'影響讀者。在一方面，他記錄了於1959年9月28日赫魯雪夫在莫斯科的講話說：「人類多年來珍視的夢，似乎是純粹幻想的童話中的夢想，正由人們的雙手轉化為現實」。
斯佩佛德評論說：「當然，赫魯雪夫是正確的。這也正是在20世紀發生的，對於億萬人民，...赫魯雪夫認為，蘇俄將越來越富足，這是因為蘇聯擁有著某種東西而這是貧乏的資本主義所沒有的：計劃經濟。由於蘇聯的整個生產和分配系統掌握在國家手中，因為整個蘇俄（用列寧的話）是“一間辦公室，一個工廠”，它可以以資本主義不能的方式導向最快和最豐富地實現人們的需要的道路。因此，它很容易在生產上勝過浪費性的市場混亂」。
但是，把這種赤色富足和過去的蘇俄童話比較，斯佩佛德寫道：「這是一廂情願的，不負責任的，不可靠的」。但是，這是一種令人回憶的蘇俄過去的烏托邦「童話」嗎？例如，斯佩佛德嘗試並且成功地進入了當時對自己所有的情勢思慮周到的一個數學家腦中：「他很幸運地生活在地球上唯一的國家，在這裡人類已經獲得權力去根據理性來塑造歷史，而不是讓事情自發地發生，或允許迷信和貪婪的力量來驅使人們。」
談到計畫，相同的主人公認為：「他可以看到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做不到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有的工廠有獨立的工廠主，他們之間不得不進行浪費性的相互惡性競爭。在那裡，沒有人有能力系統地思考。資本家不會願意分享他們的運營的資訊;對他們這意味著什麼？這就是為什麼資本主義是盲目的，為什麼它總是摸著石頭過河並且經常出現大錯。它就像一個沒有大腦的有機組織。但在這裡有可能立刻為整個系統進行計畫。經濟是一張白紙，在上面寫著理性。那麼，為什麼不優化它呢？他所必須做的是說服有關當局傾聽。假設蘇聯經濟能夠做到每年獲得額外3％的增長——一個額外的3％，一年又一年，加起來，它將上升得非常快。僅僅十年後，這個國家就已經在所希望的富餘的半途之上」。
因此，蘇聯的赫魯雪夫超越資本主義美國的想法不是如撰文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太牽強的。赫魯雪夫本人所代表的官僚翼，儘管在史達林主義顯得荒謬的框框下，確實相信蘇俄的經濟發展速度能夠挑戰並超越資本主義最強大的力量。而且，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這將是完全可能的。
赫魯雪夫的解凍
托洛茨基指出，在20世紀30年代，官僚機構中有著不同的趨勢或傾向。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從史達林戰勝國際左翼反對派——處在托洛茨基領導下並要求在計劃經濟中恢復工人民主——開始，存在著親資本主義的傾向。但是，大多數的官僚，大概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即推翻史達林主義和清算計劃經濟的殘餘後的十年前，更為喜好依賴於總體上有利於社會尤其有利於他們的特權的具有進步性的計劃經濟。赫魯雪夫代表這一官僚層，他在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在權力鬥爭中戰勝了主要的史達林主義者。
在此之後出現了「解凍」，它放鬆了史達林主義鐵腕統治，使赫魯雪夫官僚翼能夠在「安全線」內革新制度。但是，這鼓勵反對派進入體制中，並引爆了東德1953年革命和1956年匈牙利革命大動盪。
彼得-塔夫，社會主義黨（工國委CWI英格蘭和威爾士支部）總書記，首發於《今日社會主義》
由法蘭西斯-斯佩佛德（Francis Spufford）寫的《赤色富足》（Red Plenty）一書通過混合事實與虛構的方法來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蘇聯。筆者提出並揭露了史達林主義的管理不善和專制統治——以及由此延伸，覆蓋任何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概念。不過，不經意間他也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巨大潛力——如果它真正處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下運行。彼得-塔夫對這本令人著迷的書進行評論。
這本書的主題是赫魯雪夫期間的蘇俄，從1953年史達林死亡到赫魯雪夫於1964年作為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被推翻。儘管法蘭西斯-斯佩佛德的意圖是證明相反的結論，但其書至少部分有助於恢復計劃經濟思想的名譽。
在嚴格意義上，這本書既不是一本小說，也不是純粹的事實。通常，這不是一個理想的研究重要問題的方法。但斯佩佛德以相當巧妙的方法把事實和虛構結合起來。此外，它也不是沒有文學價值。
斯佩佛德說明了計劃經濟的巨大的成就和巨大潛力。儘管以自上而下的控制和管理為基礎的官僚主義制度內在的缺陷很突出。這與眾多描寫1917年起開始的前蘇聯的歷史記錄有著鮮明對比，通常它們將蘇聯描繪為一個充滿著專制、鎮壓和古拉格（集中營）的無盡的黑暗，沒有任何可取之處或對今天也無任何教訓可取。
事實上，斯佩佛德指出了即使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入侵而造成的可怕的破壞下的蘇聯取得的毫無疑問的成就。他寫道：“自從蘇聯解體以來，俄羅斯開放其檔案，來自蘇俄和西方國家的歷史學家重新核算蘇聯的增長記錄：甚至使用這些新的最悲觀的估計，所有這些資料都低於克裡姆林宮和中央情報局公佈的數位，但仍然顯示蘇聯在20世紀50年代比日本以外的世界任何其他國家增長都快。據官方統計，蘇聯經濟增長10.1％左右，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它每年增長7％，現在估計年增長仍為5％以上。這仍足以勝過當時的增長明星的西德，這十年裡美國平均約3.3％，蘇聯仍然勝過美國。
在20世紀60年代，在《科學美國人》雜誌一個客觀的研究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根據其分析蘇俄經濟增長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是超過日本的。即使在這個階段日本超過了蘇聯的增長速度，不過日本只是一個國家而不是占半個大陸的蘇聯。此外，日本的增長是美帝國主義特別努力的結果，特別是完全重建日本經濟，包括美國佔領軍總督麥克阿瑟將軍推行的土地革命。這是因為有中國革命的新勝利為例的給帝國主義在亞洲的利益帶來的威脅。
計畫的優勢
馬克思主義者被指責誇大蘇聯的成就。我們指出，由於計劃經濟的優勢，儘管因史達林一黨專制政權而伴隨著的巨大效率低下，它能夠產生比世界其他國家總和還要多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這對我們的對手而言曾經是取笑來源。但現在，這本書基本上表達同樣的觀點。在一個時期，蘇聯比美國培養了更多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並且在太空研究和探索等重點領域領先。
此外，由計劃經濟所產生的經濟增長優勢使赫魯雪夫政權開始顯著提高生活水準。斯佩佛德指出：「工人工資提高了，精英的薪金設定了上限，創造一個更加平等的收入趨勢」。有一段時間，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西方資本家對蘇聯增長率感到不安，正如他們對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的經濟增長以及20世紀90年代起中國和印度的增長感到不安一樣。他們沒有被欺騙：「蘇聯一天的工作減少到八小時，每週工作五天。成百萬的家庭從原先顫顫巍巍的沙皇時代的公寓樓和用紙板牆隔開的已經廢舊的舞廳遷居到全新的郊區房子中」。
他繼續說：「很明顯，新一輪投資浪潮將是必要的，以便建設下一代產業，如果有什麼的話，要比以前更大。有工廠就需要很快轉向因剛剛出現的資訊技術而產生的塑膠、人造纖維、設備的行業：而且現在這一切似乎是負擔得起的。今天蘇聯能同時給予民眾一些經濟實惠以及能夠為明天再投資並承擔了作為一個超級大國所需要的武器的費用」。這是赫魯雪夫訪問美國時的背景——這構成了該書的一大主題——他對儘管是在史達林主義統治下的計劃經濟所取得的成就和最先進的全球資本主義力量之間作了比較。
斯佩佛德聲稱，赫魯雪夫曾預言「赤色富足」，這也是他的書名。1956年，赫魯雪夫通過不嚴謹的翻譯向聽從宣佈：“「我們要埋葬你們」（實際的話是這樣的：「不管你喜歡與否，歷史是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會把你們埋葬。」）。憑籍第一次人類進入太空飛行的宇航員尤里加加林為象徵的在空間技術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赫魯雪夫警告美國資本家：「目前你們比我們更富有…但明天我們會像你們一樣富有。後天？更富有！但是，有什麼不妥呢？」Spufford評論說：「聽眾並沒有如他所願的被這個坦率的資產階級情調式的話所打動」。
夢想成真？
試著進入赫魯雪夫的頭腦內部，他考慮到自史達林死後發生了多少的改變：「如果你看看大街上的人們，在過去的幾年裡，所有的舊衣服都已經消失。更少補丁，縫縫補補變少了。每個人都穿著漂亮的新衣服。孩子們穿著以前沒有人穿過的冬裝。人們手上戴著手錶，就像他自己戴著的古比雪夫工廠製造的好鋼手錶一樣。他們成群結隊地遷出可怕的四個家庭共用一個廁所以及為了搶用爐子還要大動干戈的老社區平房，住進清潔的混凝土結構的公寓大樓。」
當然能反對說赫魯雪夫的所謂的人民生活水準大幅度提高的說法是假的。畢竟，在當時的受到歡迎的新的赫魯雪夫住房，在後來的幾代人看來太狹小了，高層樓宇很局促。但是，同樣的批評也可能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在英國和其他地方規劃建設的高層房屋。對於移出貧民窟的一代，它們代表前進了一大步。當然，工人民主的計劃經濟會徵詢他們需要什麼，什麼是新住房可能有的，但資本主義政府大廳的規劃者只是專制的，現在仍然是，他們在“為”人民構思、設計和建設房子，其中人民很少有發言權。
有時，筆者清楚地擔心他引用的顯示蘇聯在那個階段取得的成就的材料會以一種他不希望的方式'不適當地'影響讀者。在一方面，他記錄了於1959年9月28日赫魯雪夫在莫斯科的講話說：「人類多年來珍視的夢，似乎是純粹幻想的童話中的夢想，正由人們的雙手轉化為現實」。
斯佩佛德評論說：「當然，赫魯雪夫是正確的。這也正是在20世紀發生的，對於億萬人民，...赫魯雪夫認為，蘇俄將越來越富足，這是因為蘇聯擁有著某種東西而這是貧乏的資本主義所沒有的：計劃經濟。由於蘇聯的整個生產和分配系統掌握在國家手中，因為整個蘇俄（用列寧的話）是“一間辦公室，一個工廠”，它可以以資本主義不能的方式導向最快和最豐富地實現人們的需要的道路。因此，它很容易在生產上勝過浪費性的市場混亂」。
但是，把這種赤色富足和過去的蘇俄童話比較，斯佩佛德寫道：「這是一廂情願的，不負責任的，不可靠的」。但是，這是一種令人回憶的蘇俄過去的烏托邦「童話」嗎？例如，斯佩佛德嘗試並且成功地進入了當時對自己所有的情勢思慮周到的一個數學家腦中：「他很幸運地生活在地球上唯一的國家，在這裡人類已經獲得權力去根據理性來塑造歷史，而不是讓事情自發地發生，或允許迷信和貪婪的力量來驅使人們。」
談到計畫，相同的主人公認為：「他可以看到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做不到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有的工廠有獨立的工廠主，他們之間不得不進行浪費性的相互惡性競爭。在那裡，沒有人有能力系統地思考。資本家不會願意分享他們的運營的資訊;對他們這意味著什麼？這就是為什麼資本主義是盲目的，為什麼它總是摸著石頭過河並且經常出現大錯。它就像一個沒有大腦的有機組織。但在這裡有可能立刻為整個系統進行計畫。經濟是一張白紙，在上面寫著理性。那麼，為什麼不優化它呢？他所必須做的是說服有關當局傾聽。假設蘇聯經濟能夠做到每年獲得額外3％的增長——一個額外的3％，一年又一年，加起來，它將上升得非常快。僅僅十年後，這個國家就已經在所希望的富餘的半途之上」。
因此，蘇聯的赫魯雪夫超越資本主義美國的想法不是如撰文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太牽強的。赫魯雪夫本人所代表的官僚翼，儘管在史達林主義顯得荒謬的框框下，確實相信蘇俄的經濟發展速度能夠挑戰並超越資本主義最強大的力量。而且，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這將是完全可能的。
赫魯雪夫的解凍
托洛茨基指出，在20世紀30年代，官僚機構中有著不同的趨勢或傾向。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從史達林戰勝國際左翼反對派——處在托洛茨基領導下並要求在計劃經濟中恢復工人民主——開始，存在著親資本主義的傾向。但是，大多數的官僚，大概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即推翻史達林主義和清算計劃經濟的殘餘後的十年前，更為喜好依賴於總體上有利於社會尤其有利於他們的特權的具有進步性的計劃經濟。赫魯雪夫代表這一官僚層，他在1953年史達林去世後在權力鬥爭中戰勝了主要的史達林主義者。
在此之後出現了「解凍」，它放鬆了史達林主義鐵腕統治，使赫魯雪夫官僚翼能夠在「安全線」內革新制度。但是，這鼓勵反對派進入體制中，並引爆了東德1953年革命和1956年匈牙利革命大動盪。
Khrushchev
and Kenndy
《赤色富足》也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章節關於蘇聯1962年新切爾卡斯克起義，類似於東歐稍早時候發生的事件。大規模示威——其中工人階級舉著列寧畫像並提出「肉類，奶油和加薪」的要求，以及「切碎赫魯雪夫來做香腸」——的觸發因素是基本產品的價格翻倍。在起義中出現在給該城市的史達林主義者科茲洛夫——赫魯雪夫的支持者——的催促下，下達了赫魯雪夫的命令對手無寸鐵的人群開火。這導致28人死亡和84人受傷。116人被捕，7人被處決。伴隨著增加的經濟問題，這削弱赫魯雪夫的「自由」形象。這反過來又為於1964年推翻他的勃列日涅夫創造了條件。
隨著接下來的制度的束縛，這說明赫魯雪夫無法擺脫官僚體制的限制。他代表的是在20世紀30年代史達林時代形成的一代特權精英。史達林已完全消除了與1917年10月革命的偉大傳統連接的所有的一切。通過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他清除了俄國工人階級的內在記憶。像赫魯雪夫那樣的新晉升的官僚們對近來的歷史完全無知，尤其是強調黨內民主和通過工人來控制和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因此，在史達林死後以及赫魯雪夫被推翻，他的合作者和繼承者在這樣的歷史下沒有能力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無法超出自上而下統治的官僚制度。
誹謗的老調重彈
這給赫魯雪夫政權打上自己的印記並施加了嚴格限制，嚴重束縛了其在政治方面可以走多遠，以及束縛了經濟計畫的有效性和高效性。正是在這個根本點上，斯佩佛德對“計劃經濟”的概念，它的起源和成就的批評上並沒有成功。他只是重複奧蘭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 羅伯特-舍夫斯（Robert Service）這些資產階級的教授和作家軍團對1917年及隨後事態的完全歪曲的誹謗。例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SDLP）是「一個有超凡魅力的小貴族列寧領導下的，由他制定絕對正確的黨的教條的，異想天開的邪教組織」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10月進行了一場「政變」。其實，列寧與社會民主工黨決裂並於1912年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名為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布爾什維克黨是歷史上最民主的工人政黨，允許有豐富的內部討論和分歧。它創建了一個民主的工人國家基於蘇維埃（工人委員會）和由工人控制和管理，而這在斯佩佛德的分析中沒有佔據重要位置。
隨著接下來的制度的束縛，這說明赫魯雪夫無法擺脫官僚體制的限制。他代表的是在20世紀30年代史達林時代形成的一代特權精英。史達林已完全消除了與1917年10月革命的偉大傳統連接的所有的一切。通過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他清除了俄國工人階級的內在記憶。像赫魯雪夫那樣的新晉升的官僚們對近來的歷史完全無知，尤其是強調黨內民主和通過工人來控制和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因此，在史達林死後以及赫魯雪夫被推翻，他的合作者和繼承者在這樣的歷史下沒有能力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他們無法超出自上而下統治的官僚制度。
誹謗的老調重彈
這給赫魯雪夫政權打上自己的印記並施加了嚴格限制，嚴重束縛了其在政治方面可以走多遠，以及束縛了經濟計畫的有效性和高效性。正是在這個根本點上，斯佩佛德對“計劃經濟”的概念，它的起源和成就的批評上並沒有成功。他只是重複奧蘭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 羅伯特-舍夫斯（Robert Service）這些資產階級的教授和作家軍團對1917年及隨後事態的完全歪曲的誹謗。例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RSDLP）是「一個有超凡魅力的小貴族列寧領導下的，由他制定絕對正確的黨的教條的，異想天開的邪教組織」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10月進行了一場「政變」。其實，列寧與社會民主工黨決裂並於1912年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名為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布爾什維克黨是歷史上最民主的工人政黨，允許有豐富的內部討論和分歧。它創建了一個民主的工人國家基於蘇維埃（工人委員會）和由工人控制和管理，而這在斯佩佛德的分析中沒有佔據重要位置。
Lenin
and Trotsky
他認為布爾什維克是「烏托邦」，因為他們想在俄國——「一個絲毫不具備像馬克思描述的條件的地方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斯佩佛德忽略了一個「小細節」，就是布爾什維克並不相信該國本身可以建立社會主義。但是，資本主義可以在其最薄弱的環節斷裂，革命將在國際上傳播——正如實際發生的那樣——然後把蘇俄與德國和歐洲的科技資源和大工業聯繫起來，這一基礎將開始朝向社會主義的運動。只有在世界範圍內才有可能開始在更高的物質財富和勞動生產率的基礎上為這樣的社會提供基礎條件。
因為他的嚴重局限性——站在資本主義支持者的立場上寫作——斯佩佛德對計畫總的嘲諷批評是如此離譜。這並不是說他絲毫沒有關於史達林主義下尋求的官僚主義的計畫方法作出符合實情的看法。在那裡他恰好是正確的，很久前馬克思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對史達林主義的批評中已經預料到了他看到的這些。例如，他對特別是繼1917年到1923年西歐革命浪潮的失敗後俄國革命遭到孤立後，蘇聯強迫實施的「借款和迎頭趕上」的做法發表的意見。
官僚作風
史達林主義犯下巨大的錯誤，這給計劃經濟造成了很大的費用負擔。產業各部門發展有著巨大的不平衡。然而，這是和官僚的方法是分不開的。托洛茨基評論：「就一個理想的計畫指導而言，將保證的不是不同的部門的最大速度，而是整體經濟的最佳效果，在第一階段，統計增長係數將比較低，但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特別是對消費者有所獲益。從長遠來看，也將得到總的工業動態平衡」。（《被背叛的革命》，1936）
不是事後諸葛，馬克思主義在蘇俄工業化時就對史達林採用的方法給出了犀利的批評。首先，史達林拒絕了由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派制定的工業化方案。後來，由於受到史達林和他的集團的政策鼓勵而信心大增的親資本主義的力量的挑戰，史達林隨即轉向對那些在新經濟政策下富起來的階層猛烈鎮壓的規劃。
史達林主義有關經濟發展的歷史是一個曲折蜿蜒的歷史，這對於自上而下的官僚為基礎的政權而言是必然的。托洛茨基寫道：「蘇維埃政權正在經歷一個準備階段，需要進口、借用和採納西方的技術和文化的戰利品。生產和消費係數的比較證明這個準備階段還遠沒有結束。」（《被背叛的革命》），因此史達林可以在低下的勞動生產率下主導發展基礎工業。在這個階段，官僚發揮了相對進步的作用。
然而，一旦任務完成，官僚步入了與工業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相衝突的階段。這本書很好地說明瞭這一點。官僚機構變成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可能性的阻力。它已成為蘇聯進一步發展的絕對的阻礙。
然而，這本書很清楚表明蘇俄仍落後於美國的生活標準（在這個階段美國的工資高出25％），但是相比20世紀30年代，甚至比第二次世界戰爭之後的時期要高得多。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了新的需求和任務。不同於早期階段的工業擴展，之後所需要的是利用科學和技術更集中的方式以便推進生產和社會進步。對此，史達林主義官僚是辦不到的。
布爾什維克面臨的形勢
斯佩佛德試圖表明，從一開始，布爾什維克在他們的產業計畫和實踐中充滿著烏托邦色彩。這在處理價格問題上，以及它們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特別是從資本主義過渡來的社會中形成的問題上特別突出。革命後緊急時期的處理——所謂「戰時共產主義」，他寫道：「儘管在缺乏馬克思的所有的先決條件的情況下，布爾什維克試圖通過捷徑快速地進入天堂，取消金錢和直接在槍口下為城市征糧。」在這一時期採用的方法是因為內戰和21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的干預，布爾什維克被迫採取的。他們是在「大兵壓境四面合圍」的情況下的需要。
有一些布爾什維克的所作所為和可以和1945年第一個多數派工黨政府因為食品和燃料的短缺而採取配給方法相比較。儘管蘇俄因為它的貧窮和孤立而更為困難，方法上是相似的，只是規模大小不同而已。無疑希望這種方法可以保留下去是有一定的「烏托邦」色彩，但只有在如下條件下才能避免這種情況，即革命從蘇俄蔓延到西歐進而發展到世界各地。因為在西歐的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背叛，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布爾什維克這時毫不猶豫地採取新方法，意味著要部分恢復「市場」。
事實上，認為馬克思主義者設想推翻資本主義後立即可以完全取消貨幣和價格是錯誤的，只是「國家資本主義」（用來界定蘇聯的特徵）的錯誤理論的支持者們天真地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將意味著價值規律的立即解決。
當資本主義被推翻，這並不意味著新的社會主義政權可以一張白紙開始。階級、剩餘價值的生產、價格、貨幣—所有來自資本主義的「不幸」遺產—將繼續存在。不可能一夜間從必然王國到達自由王國。然而，擁有生產資料的國家的自覺的干預意味著來自資本主義的這些殘餘會起到不同的作用。而不是由生產力的盲目活動來決定，他們可用於有意識的分配和社會資源的計畫。
真正的工人控制
即使在經濟較發達的社會，如蘇聯後來那樣的狀況，特別是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即使是健康的工人國家，它不可能完全忽視「市場」。斯佩佛德斷言一個發達的社會就無法協調價格的確定與工業和社會的計畫。事實上，20世紀20年代，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對黨就致力於解決這個問題，尤其是在1921年引進新經濟政策之後。即使在1923年，由於史達林和他的集團的笨拙，出現了一個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之間的人為的差異，當時叫做「剪刀差」。因此，1927年，左翼反對派要求「保證貨幣單位的無條件穩定」。如果不這樣做，將出現通貨膨脹的危險，這是「計劃經濟的梅毒」（《被背叛的革命》）。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無論是當時和現在，不會以專制的方法或在官僚方式下來處理此事。設置一個合理的價格的前提是對成本—真正的成本，而不是官僚決定的價格—的認識。相應地沒有對真正的經濟關係的理解特別是在以總的不平等為特徵的史達林政權下這是不可能的。作為對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持武斷態度的斯佩佛德的回答，托洛茨基寫道：「現實生活中指令價格不像在學者的書籍裡那樣令人印象深刻。」（《被背叛的革命》）。
換言之，如果要使得價格在計劃經濟下是準確的，制定價格的前提條件必須擺脫所有官僚控制以及擺脫一個“萬無一失”的中心。作者提到了由全能的中心給數以十萬計的商品設定價格的例子。在一個工人民主制度下，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將意味著工人控制工廠和工人在國家、區域和地方各層面上的管理。這將由生產者、消費者和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利用所有人才、思想和觀點來推進社會的未來發展。
顯然，無論是赫魯雪夫政權還是後繼的政權如勃列日涅夫都不能夠做到這一點。然而斯佩佛德所顯示的確實是計劃經濟的巨大成就，即使它遭到了史達林極權主義的摧殘。在經濟不發達的社會，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它為重工業和基礎設施奠定了基礎，這是資本主義無法實現的。
史達林主義的終結
一旦一個先進的工業社會正在醞釀中，生產的需要將會和官僚暴政衝突。《赤色富足》所寫的蘇聯時期的歷史表明它不僅是與先進的工業社會競爭而且它在一些關鍵領域還超出了他們。即使模控學和電腦的發展也相當先進。但是史達林主義政權的官僚主義的失誤意味著它認識不到從這種新技術的實施能帶來的巨大優勢。諷刺的是，石油的高價帶來的意外之財—西伯利亞第一個油井發現於1961年—有助於緩解政權的問題和隱藏其弱點。類似好運，北海石油對於英國資本主義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這就是為什麼赫魯雪夫會失敗以及在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統治下他形成的希望化為泡影。儘管並非是作者的本意，不過本書對於討論真正的社會主義計畫仍然具有價值。把蘇俄和東歐的史達林主義政權當作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的稻草人箭靶（進行攻擊）的階段已近結束。在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統治已經成為了不折不扣的災難。由《巴爾幹觀察》（Balkan Insight，一份專門由南歐記者主編的關注南歐地區資訊和新聞分析的刊物）所做的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現在有一半的羅馬尼亞人認為生活在「共產主義政權」下更好。在前史達林主義政權統治的國家中這並不是非典型的現象。
隨著資本主義越來越名譽掃地，工人階級將轉向其他替代選擇。史達林主義有它的時代性，已經一去不返，永遠不會再和過去一樣成為群眾性的力量，特別是在先進的工業國家。前蘇聯搞的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而是史達林主義所扭曲的計劃經濟。今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任務就是清除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的所有元素並且將其置於社會主義和民主的框架內。
